王朔击中了金庸要害

——访武侠小说家萧逸
宋伟建

　　有“文坛痞子”之称的王朔，自出道以来就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有人将其捧之上天，也有人将其贬之入地，然而毁誉双方都不得不佩服的是他敢言他人之不敢言的勇气及制造新闻的本事，最近他一篇论及金庸的文章在中国大陆文艺界引起轩然大波，王文《我看金庸》将金庸小说与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歌坛四大天王并列为四大俗，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一时间，挺身而出捍卫金庸大旗为金庸喊怨叫屈者有之，附和王朔，既为其论点也为其勇气叫好者亦有之。此风波在海外华人文坛也引起不少议论，笔者为此采访了侨居洛城的与金庸齐名的武侠小说家——人称萧大侠的萧逸，相信他的看法将为人所瞩目。

对泰山北斗级的人物应爱惜其羽毛吗？

　　中国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向有“南金北萧”之说，金庸祖籍浙江，萧逸祖籍山东，一南一北同为武侠小说大家。文坛还有“男看金庸女看萧逸”的说法，也是把金萧相提并论，可见他们二位的创作成就及在文坛的影响也在伯仲之间。萧逸有这样一个敏感的身份，如何对此事置评呢？从决定采访萧逸笔者不免就有这个顾虑。
　　当我在位于哈仙达罕一个幽静地段的宅院中开始对萧逸进行采访时，我所顾虑的问题也成为我们讨论的一个话题。
　　中国文坛对泰山北斗级的人物向来是呵呼有加的，某个人一旦成为某一文学领域的领袖，人们一般都不再去撼动他的领袖地位，特别是文艺界的领导或知名的作家、批评家们大多不去捅这种马蜂窝。对大如鲁迅、郭沫若这样的人物是如此，对在武侠小说领域领一代风骚的金庸亦是如此。萧逸举例说，数年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在他家中就曾与他谈起对金庸小说的看法，其中的一些贬评与王朔的观点也不谋而合。但是，当冯牧离开他家时，特别叮嘱说，“话就说到这里，出了门就不要说了。”萧逸当时的领会是，对泰山北斗级的人物是要爱惜其羽毛的。
　　然而，笔者认为，这是文学批评的悲哀。文人相轻固然是中国文化的糟粕使然，相较西方崇尚竞争，不屑于窝里斗，文人相轻是我们民族劣根性的表现；但是，将文人间的互相批评一概斥之为文人相轻，以至扼杀了文人间正常的沟通交流，无疑体现的也不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更不是中国文学的福音。其实，文人间正因都是文人同行，彼此的批评应更能切中要害，更能鞭辟入里，理应大大鼓励才是。笔者不揣冒昧，也向萧大侠表明了自己的这些浅见。

王朔的批评击中了金庸小说的要害

　　笔者搅尽三寸不烂之舌无非是想从萧大侠嘴里套出点实话，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他以与金庸齐名的武侠小说作家的身份发表看法，必能有独到的见解。果然，萧大侠没有让我失望。
　　萧逸说，王朔的批评应该说击中了金庸小说的要害，他早有类似的看法，不过看法的形成也有个过程。萧逸回顾说，与金庸相比他是晚辈，从上中学时就看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过，随着以后年事渐增，对金庸的小说就有所辩别了，对他小说中程式化的东西已不大喜欢。他最后能走上武侠小说创作之路与读金庸小说不无关系，他重写侠情，注重小说的文学性，力避对人物塑造简单化模式化的缺点，也部分受益于读金庸小说，规避金庸小说的缺点。当然，他也不敢说自己的创作完全跳出了传统武侠小说的巢臼。
　　他分析说：金庸小说是香港文化的产物，能够理解香港文化就能接受金庸小说。香港文化有人说是“快餐文化”，有其道理，随着商品社会的日益发达，人们对文学的需求也“快餐化”，金庸小说恰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萧逸说：实际上我在签名售书时也注意到同样的情况：大陆读者对金庸的小说喜欢与不喜欢的五五参半，而香港读者几乎没有不喜欢的。香港文化缺少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内蕴，读者多追求一时的阅读快感，而无暇、也不屑于去品味沉淀在文学作品深层的韵味。小说家们追求的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是雅俗共赏，但那太难了，很难兼得。中国有近十亿的农民，他们也需要通俗文学，所谓“各花入各眼”，谁也无权剥夺他们喜欢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通俗文学自有其存在的道理。金庸可以说是香港文化――亦即商品文化的产物，而王朔则是中国母体文化――或曰传统文化的代表，他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视点来审视生长在香港文化土壤上的金庸小说当然就会不满意。一个勿庸讳言的事实是，随着传统文化日益向商品文化靠拢，喜欢通俗文学的人日多。文坛早已有人在惊呼纯文学的没落，根源也是在这里。王朔拿金庸开刀，以成龙、琼瑶、四大天王做陪绑，怒斥俗文学、俗文化，实质是呼吁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回归，勇气可嘉，精神可贺。

天降大任与斯人

　　从王朔、金庸的话题，我们聊到萧逸自己的创作。萧逸将自己的武侠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十岁以前的作品，被萧逸斥之为现在看了要脸红的阶段，热闹有余，文学价值不高；第二阶段是三十岁到四十岁的创作，有部分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比如《甘十九妹》、《马鸣风萧萧》、《无忧公主》等；四十岁以后创作了《风栖昆仑》、《含情看剑》、《长剑相思》、《七道彩虹》等，小说的文学性、历史感都得到强化，更讲究武侠小说的文学性，力图使之不流于通俗，这一时期一些作品得到大文学家梁实秋的肯定。
　　萧逸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高产作家，他自二十三岁开始写小说，三十多年里写了五十六部长篇，还有二十多个电影剧本，二百多部集的电视剧，说他著作等身是一点不为过的。不过，要是按台港澳书市上所能见到的林林总总署名萧逸作品来说，他就真得变成会分身法的萧大侠才可能写出那么多。萧逸说，几次差点把他气得心脏病发作的事，不是为盗版，而是为盗名，台港澳书店里百分之八十以上署名萧逸的作品都与他没有一点关系，完全是盗用其名，蒙蔽读者，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曾使他的声誉大受影响。
　　萧逸还有一绝，那就是多年来完全靠稿费养家糊口，供养子女上学，买房置产，他从未在稿费之外挣过一分钱，这在全中国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他的书在大陆极有市场，他曾多次体验过签名售书的风光，跟笔者谈起时也不无得意。按理说，有几十年经历、经验的积累，写小说已是得心应手、顺手拈来之事，按他的年龄也正是创作的大好时机，可以说金钱、风光与荣誉都在他一念之间，然而，在创作了《笑解金刀》之后，他突然搁笔不写了，算起来至今已有六年之久。
　　萧逸说，他并不是要从此封笔，而是不愿意再写那些类似的东西。他在卧薪偿胆静思默想，他要超越自己，他在等待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的觉悟，因为他有一种“天降大任与斯人”的感觉，那就是：他要担负起将武侠小说创作提高到一个更高档次、“将武侠真正带入文学”的历史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否定了金庸，同时也否定了他自己，而这种否定意味着突破。
　　我们翘待萧逸的成功，因为，那是武侠小说之幸，更是中国文学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