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二十七)

第十二章

“二月逆流”和“二月镇反”(下)


对“二月逆流”的反击

  对各地军政官僚镇压造反派,中央文革和造反派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北京的造反派召开“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打倒谭震林”巨幅标语贴满了北京街头。
  3月11日,以首都红代会及农林口 机关造反派为主体的近百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首都彻底击溃谭震林自上而下资本主义复辟联络站”。下午,北京师范大学“井岗山”等32个单位齐集农业部前召开了“揪谭”誓师大会。
  3月14日,北京50多所院校10万人示威游行,反击“二月逆流”。游行队伍高呼口号: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打倒谭震林!打倒陈毅!打倒叶剑英!打倒李富春!打倒李先念!打倒徐向前!打倒聂荣臻!
  3月16日,178个单位13000人在北京农业大学召开声讨谭震林大会。3月19日,农口革命造反组织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批判谭震林大会。
  造反派的领袖们纷纷发出反对镇压造反派的呼声,如蒯大富发表《迎接第八个回合》的文章,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存在着一股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逆流,这是自文革开展以来两条路线的第八次交锋。
  面对保守派对文革的挑战,面对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的强烈反应,毛泽东举起了他的左手,向保守派施加压力,支持造反派。
  1967年4月1日,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及附件》(中发[67]117号)。这个文件指出“不得随意宣布群众组织是反革命组织”,“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队提意见,或对本地区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文件强调“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文件要求军队“坚决地正确地支持各左派革命群众组织,在左派组织之间,不能片面支持一方,打击另一方”。毛泽东在这个文件中加了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几次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看得太严重了。”
  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指出,现在有一股逆流,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支持已经垮台的保守派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
  1967年4月6日,中央军委发表了《十条命令》,强调“不准随便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对过去冲击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
  这一系列信号,鼓舞着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他们热切地交换各种信息,转抄和翻印北京动态,举行大大小小的集会游行,到处刷出大标语:“彻底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各地都提出了打倒当地“谭震林”的口号,武汉提出“打倒武老谭!”成都提出了“揪出四川的谭氏人物!”被搞垮的造反组织纷纷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在成都,冷清多时的市中区又热闹起来了,常常可以见到人们在自发地辩论,有的直到深夜还不肯散去。同情或支持造反派的群众在人数上和气势上都明显地处于上风。
  在反击“二月逆流”之后,中央对处理各地的问题的基调是支持造反派、压制保守派,促成以造反派为主体的“大联合”。例如,5月7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十条决定就明显体现了这个精神。这个决定明确指出,“产业军”是保守组织,成都军区在前阶段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宣布李井泉是四川地区最大的走资派。这个决定还对成都军区加以改组,由张国华出任成都军区政委,梁兴初担任军区司令。
  在1966年底,毛泽东估计1967年底以前可以结束文革。1967年1月开始夺权以后,毛泽东说过“今年2、3、4月看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或更长一点时间。”
  1967年3月7日,毛泽东批转了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的经验,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这《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要求师生回到学校“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中央还下文件,要求在外地串连的学生一律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毛泽东还派解放军对大中小学生分期分批实行军训。中央还要求各地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实行按单位、按部门大联合。这些,说明文革开始进入收拢阶段。
  然而,1967的“二月逆流”和反击“二月逆流”这一重大反复,使文革形势发生了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变化。
  反击“二月逆流”斗争的兴起以后,出现了新的一波造反高潮。“复课闹革命”无法实行,解散跨班级、跨单位的群众组织的要求也不能实现。在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重新崛起的造反派,组织规模急剧扩张,其横向跨度甚至比先前更大。
  经历了“二月逆流”这一番反复之后,运动非但没有收拢,而是更加扩展、更加深入了。
  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各地实行以造反派为主体的大联合、进而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的指导思想,遇到了保守派和一些支左部队的强力抵制,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和重组。保守派组织和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斗争,不同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斗争,旷日持久,日趋激烈。毛泽东的“今年2、3、4月看眉目,明年这个时候看出结果”的期待成了泡影。

第十三章

文革中的军队和“三支两军”(上)

  毛泽东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要一段时间里“天下大乱”,要把干部都“烧一下”,这样,社会就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然而,社会生产是一天也不能停止的,必要的公共服务是一天也不能停止的,社会秩序是不能长期混乱的,靠什么维持局面呢?靠军队。在“天下大乱”以后,军队是唯一的有组织的强大力量。当时,这支力量可以压倒一切、征服一切。更重要的是,军队的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是毛信得过的。
  在民主国家,军队是国防军,不为某一党派所用,在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中国的军队不是国防军,而是中国共产党用来夺取政权、保卫政权的工具。所以,每逢政坛上出现的权力斗争,军队必首当其冲。由于军队是权力斗争中最为敏感的部分,所以,在军队高层集中了权力斗争的一切黑暗:阴谋、虚伪、欺诈、残酷。军队以“三支两军”的方式介入地方文革、领导地方文革,使文革更具有复杂性,更具残酷性。
  “三支两军”,使军队进入了社会,促进地方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实现“联合”,进而建立军人、干部、群众“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必由之路。军队介入文革也给毛泽东带来无穷的后患,毛林冲突由军队介入文革而来。毛、林冲突,无论是对文革还是毛自己都是最为沉重的打击。
  为了理解军队在“三支两军”中的作为,有必要介绍一下军队自身的情况。

八届八中全会以后的军队领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靠枪杆了打出来的。在新的政权里,如何制衡恃功自傲的军人势力是一大难题。1954年高岗事件 给这个难题以解决的机会。高岗曾有“白区党,根据地党”的说法,认为“白区党”压制了“根据地党”,即刘少奇山头压制了军队。高岗失败,这种说法被批判,巩固了以刘少奇为主的非军人在权力机构中的地位。将领们对刘少奇的不满情绪压抑下来,成为文革中推倒刘少奇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1959年的八届八中全会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总参谋长黄克诚也被打入“彭、黄、张、周” 反党集团,被撤职。这个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1959年8月17日,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林彪任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为第二副主席,聂荣臻为第三副主席。
  1959年9月26日,中央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决定对军委进行改组,成立新的军委,毛泽东仍为军委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军委副主席,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常委是: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罗瑞卿为秘书长,副秘书长为苏振华、肖向荣,很快又增补肖华为副秘书长。10月20日,决定在军委常委下设一个办公会议,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肖华、邱会作,肖向荣组成,负责处理军委的日常事务工作。
  林彪提出罗瑞卿当总参谋长,他说:“我的身体不好,具体处理日常工作有困难,我就委托罗瑞卿、肖华他们。”以后,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罗瑞卿去办。军委的工作实际是罗瑞卿具体负责。
  当然,林彪对军队的工作不是什么都不管,他管得最多的事就是“突出政治”。1960年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提出了“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四个第一是:在武器和人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的各种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一;在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关系上,活的思想第一。“三八作风”是指三句话、八个字。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所做的最主要的事情是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对林彪这些作法十分赞赏,大力支持。提出“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口号,并在全国掀起了学习解放军的高潮。
  文革前的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不是军委成员。但由于历史原因,周恩来对军队的影响力、控制力很大。邓小平在军队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刘少奇、陈云对军队的影响力远不及周、邓。
  文革前的军委领导班子是在1959年反彭德怀的斗争中上台的。1965年底,打倒罗瑞卿的上海会议以后,叶剑英就取代了罗瑞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撤销彭、陆、罗、杨的职务的同时,调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军队的政治地位更加强固,这是因为毛泽东在文革中需要军队支持。在十大元帅中,叶剑英排名最后,文革开始后,叶剑英的地位上升,超过了林彪以外的其他元帅。

“山头”林立 严重腐败

  中共党内长期存在着“山头”,这是“打天下”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为中国共产党“打天下”作出贡献的,有驰骋南北的军队;有革命根据地,即通过军事割据建立的“国中之国”;有潜伏在“白区”的地下工作者。各根据地之间关山阻隔,各支军队都有不相同的历史渊源,“白区”工作自成体系。从大的方面讲,根据地和军队是一块,“白区”党组织是一块。从小的方面讲,一块根据地就是一个“山头”,一支部队就是一个“山头”。一个大“山头”下又有许多的小“山头”,军队中有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中又有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由于毛泽东强悍的性格、超人的智慧和权谋,也由于他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中的卓越贡献,各个“山头”都对他臣服,他也具有驾驭和平衡各个“山头”的权威和手腕,他成了各个“山头”的共主。对待这些“山头”,毛泽东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他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逐步消灭“山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军政的权力布局和人事安排上,毛泽东还是采取这个方针。在建国以后的党内政治斗争中,不同程度地都有“山头”问题的影响。在文革复杂斗争中,“山头”也起作用。
  毛泽东开始搞军队时,在井冈山和朱德建立的部队是红四军,以后扩大结合了彭德怀的部队,组建了红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是红一方面军的主力。红一方面军和毛泽东一起长征到陕北,与毛泽东关系很密切。但最密切的还是其中的林彪为首的红一军团。红一军团与毛的历史渊源最深,是嫡系中的嫡系。在战争年代,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一直配合得很好,有时是相互指挥,但两支部队也有矛盾。
  建国后,毛泽东掌管军权是靠红一方面军的人,首先用的是彭德怀红三军团,即“红一三”(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的人。打倒彭德怀后,才开始用“红双一”(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把军队指挥权全部交给“红双一”,毛泽东既放心也不放心。说放心,因为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支持他;说不放心,林彪也是一代枭雄,完全依靠他一个人,也有危险性。叶剑英虽然是元帅,但一直从事参谋工作,没有带过大的队伍,没有自己的“山头”。没有“山头”的叶剑英在文革中地位上升,也许是毛应对这个危险的一着棋。
  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争,和平是对军队最强的腐蚀剂。自从朝鲜战争以后,军队很少打仗。和平年代军事官僚的腐败程度比行政官僚更严重、更大胆、更野蛮。
  1967年“7·20”事件后,陈再道在他的检查中是检讨他自己的,实际上也是军队的状况,他说:“一天就是看到那里房子好,走到那里看到设备好,回来就搞设备。汽车、钓鱼、猎枪、表、沙发、生活方式极端腐化,至于说劳动人民那方面,根本不看。进城以后,总是学资产阶级的东西,看到那里有地毯,自己搞个地毯,买沙发,买餐具,炖什么果子酱,面包。都是学修的,自己慢慢就修了。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是流氓习气,动手动脚,生活糜烂,乱搞女人。”
  陈再道说的在高级将领中不是个别现象。有的将领玩过的女人可以编一个连,因而被称为“连长”。军事将领沉于酒色可以消磨他们的政治野心,皇权专制时的最高统治者对此常常放纵。同时,军队是自成体系的封闭系统,封闭系统内部的腐败对地方影响不大,所以,只要军队听他的话,毛对军队里的严重腐败基本是容忍的。
  然而,军事官僚们的严重腐败,毕竟是人们所诟病的,也与毛泽东“反修防修”的指导思想相悖。所以,“5·16”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里把“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划进了文革斗争对象之内。但是,毛泽东是矛盾的。他一方面鼓动学生“炮打司令部”“反对资反路线”,另一方面又防止“反军乱军,毁我长城”。明明是“5·16”通知里提出要打倒军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待关锋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时,又将此作为罪状,把关锋打倒。毛在军队内部的文革上,是反反复复、出尔反尔的。这反映了他的两难选择:既要在军队里“反修防修”,又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军队真的乱了,文革也就没有支撑力量了。

军队里的造反和镇压

  毛泽东既想利用军队支撑文革,又想保持军队稳定。主管军队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林彪的态度是:一是希望军队稳定,不能像地方搞得那么乱;二是希望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这两点是一致的,一旦军队介入了文化大革命,就很难保持自己的稳定。
  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文革初期,按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规定,军事院校、军事科研单位和军队文艺团体,这些非战斗部门是文化革命的重点部门。按照中央的部署,总政让各单位“摸底排队”,把“革命对象”找出来,整理了材料。
  一些批评军队领导的人受到打击,被扣上了种种政治“帽子”。显然,这是利用刘少奇抓右派的指导思想进行的。刘、邓垮台以后,这些被整的人就造反,要求开展“四大”,要求销毁“黑材料”。
  1966年5月间叶剑英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彪提出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总方针:军队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战斗力,加强战备。对地方文革采取不介入的方针。叶剑英、聂荣臻都反对在军队内搞“四大”。在一次军委常委会上,叶剑英说:“现在有人组织什么造反突击队,并公开说:‘主席表扬了聂元梓,军队为什么不可以出聂元梓?’这种想法要不得呀?”聂荣臻插话说:“军队干部不许造反,什么人要造反,我们同他泾渭分明。”
  1966年5月25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指出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
  1966年6月1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规定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军队文革只在军内的宣传、文化部门有限度地开展。
  1966年6月21日,中央军委发出《六条指示》,要求对军事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
  1966年8月下旬,军委常委会议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文革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
  1966年9月3日,中央军委以总政治部的名义下发“不准军队院校学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即军人不准组织“红卫兵”,不准地方到军队串连,不准军人到地方串连。
  这些,都反映了军方领导人的意志,也反映了毛泽东稳定军队的愿望。但从根本上说,它和“5·16”的精神相悖,和毛泽东“反修防修”的意志相悖。更重要的是,军队领导人以军队特殊为名,对军事院校的里批评领导的学生实行残酷镇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军队中受到打击的人们要求翻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军内造反者提供了理由。
  《红旗》第13期社论发表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不得不紧跟。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发 [66]515号,简称“紧急指示”),这个文件指出:“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连,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违反了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当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
  “紧急指示”是如何出台的,有不同的看法,邱会作认为,这是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等全军文革的人搞的,几位元帅没有挡住,在当时情况下谁也挡不住。 王力回忆说,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当时是第二医科大学的学生)和另一位姓屠的高干子女到林彪家里反映军事院校镇压群众的情况,因此林彪决定发一个紧急指示,说军队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这个文件是林彪听取情况后口授的。
  “紧急指示”一下达,军事院校学生的造反潮流如决堤之水,大批穿军装的学生涌入北京,矛头指向各总部、各军、兵种的领导机关。这样,原来坚持军队不搞四大、压制和打击造反派的军队干部就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100多所军事院校的班子全都瘫痪了。毛泽东高兴地说:“军队院校吆吆吆(111所院校),的确有妖。” 不过,“紧急指示”还规定,军队和军事院校不参与、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但地方的造反派组织还不断冲击军队领导机关。他们为什么要冲击军队领导机关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军队按中央规定代为保管省委重要档案材料,而造反派怀疑其中有省委整群众的“黑材料”;二是军方有些单位提供秘密住所为群众要揪斗的“走资派”避难。
为了使中央军事领导机关能正常工作,经林彪同意,1966年11月13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个十万人大会,动员外地来京的军事院校学生回校参加文革。陈毅在讲话中警告造反派:“搞路线斗争,可能立大功劳,也可能犯大错误。”“有人说,噢!你陈老总今天在体育场又是泼冷水!泼冷水不好,但是头脑太热了,用冷水毛巾擦一擦也是有好处的。”“你们有问题,可以就在接待站等嘛!但是不能超过限度,不能采取直接行动,不能冲破大门,不能占大楼,砸窗户,剪电话线。这样搞不好。”叶剑英讲话说:批判资反路线的“二医大的那些同志就做得过份了,搞过了头就错了。”“我们是闭一个眼睛,睁一个眼睛的。闭一个眼睛,尽量地放;但我们还是睁着一个眼睛,这只眼睛是雪亮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只占百分之一,二,三,以前有的人镇压学生运动是不对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是错误的。但是现在转过来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也是不对的。”“我希望同志们不要被敌人利用。”“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有个战士叫李继才,递了一个条子给肖华同志,问我们:今天这个大会经过林副主席批准了没有?他怀疑这个大会是我们偷偷开的,同志们相信不相信?(答:不相信)让我代表军委及总政全体同志向除去李继才以外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他说他是兽医红色造反团的战士,他不是战士!(众呼:把他揪出来!)李继才,你听到了吗?”造反派对两位元帅的批评不满,会场局部出现骚动,肖华和刘志坚立即宣布散会,并护送老帅们离开会场。11月29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一次军队院校来京人员大会,陈毅和叶剑英再次严厉批评了造反的军校学生,回击了上次大会后造反派对两位元帅的批评。
  为了回应两位元帅批评造反派的两次会议,中央文革准备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召开同样规模的会,以地方学生造反派为主,点名让陈毅、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和军队领导人参加。打算对他们开展斗争。由于陈毅、叶剑英等不出席,会议取消了。学生在体育馆白等了一天,挨了一天饿,火冒三尺,事后,打倒陈毅、叶剑英的大字报就多了。1966年12月31日,中央文革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两千人的会议,指名要叶剑英作检讨,刘志坚主持会议。叶的检讨还没有念完,就遭到学生的围攻。会议结束后,有关情况反映到林彪那里,林彪向毛作了汇报。毛说他事前不知道这个会议,说:“这件事一定要追查。”中央文革把责任推给了刘志坚。1967年1月4日,刘志坚被江青点名,撤消了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不久被隔离审查、关押。
刘志坚被打倒后,林彪在一次会上宣布,徐向前任全军文革组长,江青为顾问,空军政委余立金和海军副政委王宏坤等任副组长。
  为什么让徐向前当全军文革组长?邱会作说,江青为了抓军队,突然向林彪提出徐向前元帅的使用问题。按当时规矩,徐向前有两个历史包袱:一是他是四方面军的,和张国焘关系密切,二是1936年率红军西征,两万多人全军覆没,徐单身回延安。其实,西征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责任还是中共中央,责任不在张国焘,更不在徐向前。但徐向前是张国焘那个“山头”的。四方面军的一号人物张国焘走了,二号人物陈昌浩被毛泽东长期放逐苏联,回来后又压着不用,毛就把徐作为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给了一个元帅,算是承认四方面军这个“山头”,但不让徐管军队,让他管民兵,他索性说身体不好,在家赋闲。1966年11月初,有关军队文革问题,江青连续几次找林彪。最后一次江青直截了当地说:“要搞军队文化革命非有元帅升帐不可。我提议徐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全军文革组长。”林彪看到江青态度很坚决,江青走后,立即向毛主席报告:“在当前情况下,徐帅任全军文革组长是可以的。军委的日常工作仍由叶剑英同志负责。”毛同意林的意见。
  江青任全军文革小组顾问,实现了她介入军队的愿望。徐上任的第一次会议上,他提出军队文革的三条方针:第一,不要怕乱;第二,要彻底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第三,老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要自觉革命。这三条完全符合当时毛泽东的想法,当然也符合江青的想法。他除了讲这三条之外,还号召向地方造反派学习。他说:“现在害怕群众的恐惧病是主要的,此病不治就搞不好文化革命!”他批评肖华怕群众,是胆小鬼。徐的讲话使到场的高级将领很不满意,陈毅调侃地说:“徐帅今天说不要怕群众的话,我们是理解的。过去你也同我们一样害一样的病吧?现在你的病好了。”聂荣臻说:“我确有病,但我决不怕死!”
  为了搞好军队文革,全军文革小组主张调几个造反派来军队领导机关搞文化大革命。各路造反派来京后,徐讲话表示支持。据邱会作说,这样一来,“全军院校,从乱到垮了,省军区以上的机关除总参机关以外,全都乱了。”一些高级将领被揪斗,邱会作差一点被整死。
  1967年1月上旬,经请示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开了三个月。林彪委托叶剑英主持会议。会议的目的一方面是想把军队领导干部接到北京保护起来,避免当地的群众揪斗,二是研究军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来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人对群众揪斗领导干部极为不满。南京军区的八位领导被揪斗、被罚跪。司令员许世友为此经常喝酒,还跑到了大别山,并警告说,谁要揪他,他就开枪。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说:首都三司跑到福州来胡闹,弄得战备工作无法进行,如果再这样搞,我就上山打游击了。
  在这个军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制订了17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以中央文件下发)、《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八条”)(1967年1月28日下发)、《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2月11日下发)、《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决定》(1月23日下发)、《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3月19日下发)。……显然,这些文件都是毛泽东提出或同意的,军委扩大会只不过是讨论一下。 (待续)

Tel: (702) 767-9881 Fax: (702) 233-5128 Email: bluewindweekly@cox.net Address: 6480 W. Spring Mtn. Rd., #3, Las Vegas, NV 89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