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佩服華人的勇氣和勤業精神。」 “I admire their (the Chinese)courage and work ethic.”
            ——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斯坦福大学的创建人,1867)

(连载之六)

第十八章 容閎的努力

 Fong Yue Ting v. United States (1893)

 

  歷史人物容閎,廣東人,出身農家,七歲時父母送他上教會小學,後來由一位傳教士老師布朗,安排他到美國東岸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完成中學教育後,進耶魯大學,四年後畢業。容閎是中國人在美國著名大學獲學士學位的第一人。容閎回中國後,好幾年不得志(因為沒有科舉的資歷),終於被曾國藩賞識,進入其幕府。容閎建議滿清政府派遣幼童到美國去上學,清政府同意後成立委員會,選擇學童送往美國。「幼童留美」推行了進十年,前後共一百二十名,到1881年「排華法案」的前夕才停辦。

  幼童被召回中國,但有幾位留在美國,抗命不肯回去。其中一位名叫張宏炎(Chang Hong Yen),繼續就學,進入紐約大學法學院,最終通過紐約州的律師考試,成為執業律師。

  容閎曾擔任中國的外交官,駐節華府。他和他的學生張宏炎律師,領導反抗「排華」的各種法律,不遠餘力。

  1882年的「排華法案」,有效期為十年。當期滿時,國會制訂一套新的法律,將它的效力,無限制地延長。那就是1892年通過的「基理法案」(Geary Act)。基理法案變本加厲地,規定已經合法入境、留在美國的華人,必須向居住的稅務局申請居留證(Certificate of Residence)。沒有持有居留證的人,隨時會被拘捕並且驅逐出境。暫時離開美國,再入境時必須出示居留證,否則不准入境。

    美國沒有「身份證」制度,是自由社會,唯獨華人需申請和攜帶居留證。

  這項新規定,替華人增添許多問題,讓地方官員找他們麻煩(例如不批准他們的申請),以及被碼頭官員找藉口阻礙華人入境(例如指他證件不符)。

  容閎便四處奔走,與華僑社團和地方領袖聯絡。容閎建議三個途徑:第一,向聯邦法院申訴,希望法院判基理法案無效;第二,各城市的華僑社團,向美國官員和民意代表遊說,施加壓力;第三,培養華人中的人才,期望進入美國主流政治,增加華人的影響力。

  這時在紐約發生一宗案件,容閎和張宏炎覺得是打官司理想的試金石。

  新制訂的「基理法案」在1892年5月6日生效。在紐約市當天便有三位華人被拘捕。一位名叫丁方越,第二位名叫王光,第三位名叫李卓。丁方越和王光幾年前從加拿大入境,一直在紐約城內打工。移民官抽查中國城商店時,要他們出示「居留證」。兩人都回答自已是合法居民,不需要登記領取居留證。第三位名叫李卓的情形不同。他曾自動前往地方的稅務機關去申請居留證,官員要他安排兩位證人前來證明他是合法居民,他便邀請兩位華人朋友前來作證。可是稅務官不接受他們,要李卓找美國人替他作證。李卓拒絕,便被當場拘捕。

  稅務官將這三人拘捕後,交給移民官員準備驅逐他們出境。

  容閎、張宏炎和華僑社團雇請的律師團,立刻出面協助丁方越等三人。他們向聯邦法院申請「人身保釋令」,主張基理法案違反憲法,要求法院廢除新法,並釋放他們。

  聯邦地方法院當天便開庭審問他們,然而駁回他們的申請。三位被告立刻上訴。最高法院接受上訴後,很快就開庭聽取兩方的辯論。

  政府的立場很清楚:國會有全權制訂法律,規範外國人出入境,和管理他們在境內的活動。最高法院既已一再支持正要失效的「排華法案」,當然應該認定「基理法案」也是合憲的。

  丁方越方面的理論,比較新奇。稅務官故意刁難李卓,不讓他領取居留證,使他「不可能」出示居留證。政府官吏的行為,違反憲法規定的「正當程序」。

  至於丁方越和王光,基理法案強迫他們登記,沒有居留證便趕他們出境,或禁止其他華人回到美國,乃是不經「正當程序」,而剝奪了他們的「自由和財產」,違反憲法第五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

  他們提出另外一項有趣的理由。許多華人在美國居留多年,雖不是公民,也算是半個公民。在外國人(aliens)和公民(citizen)之間,他們是「半公民」(alienizens)。基理法案對他們不公平,專門針對華人,而不要求一般人持有居留證,違反了他們的平等權。

  開庭聽證後不久,最高法院作了決定。九位大法官,以6-3的投票結果,決定丁方越等三人敗訴。理由是:國會有權力,禁止外國人入境,如同驅逐他們出境;這權力是「絕對」(absolute)和「無可限制的」(unqualified)。既然國會有權管理境內的華人,當然可以設定程序,要求他們登記和持有居留證。

  對於「正當程序」、「公平審判」等辯論,最高法院回答:「驅逐出境不是刑罰,決定驅逐的程序不是刑事審判。居留證的規定,無非是這些外國人繼續居留在美國,以及再入境的條件。他們有自由不必住在美國;既然選擇在美國居留,便須遵守居留的條件。」

  投反對票的三位大法官,不同意判詞。他們寫道:「今天的判決,是憲法史上的污點。本法院眼睜睜看到國會制定一套不合憲法精神的法律,因為憲法明文規定,人民有權接受法院的審判,政府負責證明人民有犯法的行為。如果沒有經過法院審判,警察不可無限制的拘留百姓。『排華法案』以及『Geary Act』的執行,違反了所有的憲法保障。」

  本案是Fong Yue Ting v. United States, 149 U.S. 678 (1893)。

  十九世紀末期的幾件法院判決,包括「丁方越」案在內,逐漸而斷然地幻滅了華人克服「排華」法律的希望。

  丁方越、王光和李卓被驅逐出境,沒有嚐試再往美國。

  張宏炎後來離開紐約,到舊金山執律師業,沒有看到他承辦重要的訴訟。

  容閎曾往華府的最高法院旁聽,當時感覺有幾位大法官的發問,似乎同情三人華人,但不能預知投票結果。不幸在九位大法官中,只有三票支持丁方越方面的申論。宣判後,容閎不久再回中國。光緒皇帝變法失敗後,容閎急忙回到美國,晚年與兩位兒子同住。他表示,自己雖然早已是美國公民,但內心深覺自己不過是另一位不受美國人歡迎的移民。容閎生前沒有看到排華法律被廢除(1943年)。他殁於1912年,享年八十四歲。


第十九章 聯邦法院退讓

 Ju Toy v. United States (1905)

 

  十九世紀的後半期(1850-1899),華人不斷地向各地的聯邦法院求助,因為法律是他們最後的救星。而法官們不斷地接受他們的請求,運用「司法審核」,不厭其煩地考慮案件的真正事實,解釋法律,下達命令,恢復他們的自由。1882-1884年「排華法案」實施後兩年,舊金山地區(北加州)的聯邦法院,接到七千宗申請,要求頒發「人身保釋令」。

  時間向前推進,對華人不利的法律越來越多,而法院解釋法律,保護外國人自由的餘地越來越少。到了二十世紀初期,最高法院的迴旋空間,已經受到侷限。

  從1905年開始,法院把華人案件區分為兩類——當事人是移民還是美國公民。法院對有公民籍的華人,儘量保護。對於沒有身份的和移民,法院逐漸禮讓給行政部門,不願插手干涉。

  1902年,有一批華人從加拿大越過國界,進入美國,在紐約州被移民官攔截。被訊問時,有五位表示他們是美國公民,其他數人緘默不語,不肯回答問題。官員便決定將他們關閉,並告訴他們,如果不服可以上訴到聯邦商務部(當年國會已把邊境管理從財政部轉移給商務部)。這批華人不服,聘律師向聯邦法院申請「人身保釋令」。

  法官聽證時,訊問那幾位「公民」,發現他們欠缺證據,身份不明,便下令讓行政官員執行驅逐。

  他們上訴到高等法院(剛成立的第二級法院),高等法院認為地方的聯邦法官有些草率,應該正式開庭審判這批移民,而不該只接受行政官的裁決。高等法院發回案件,叫地方法官重審。於是行政官員們便上訴到最高法院。

  1904年最高法院宣判,撤銷高等法院的判決,維持聯邦地方法官的裁決,准移民官將他們驅逐出境。

  最高法院表示,各項最近的立法,都規定對華人的管理,交給行政官署處理,所以「人身保釋令」不應該被濫用。「移民官的決定,應該是終局決定(final),如果不服,他們可向行政機關的上級循行政程序上訴。上訴失敗再到法院來。那時『人身保釋令』才是可能的途徑。」見United States v. Sing Tuck, 194 U.S. 161 (1904)。

  「司法審核」的大門,逐漸在關閉中。

  當遠洋輪船從香港渡太平洋抵達舊金山港口時,關口的行政官員,查獲一位華人,名叫朱台(Ju Toy)的華人男子,沒有「居留證」;他說自己是出生在美國的公民。行政官員訊問他的結果,認為他的證據不足,決定拒絕他上岸,並告訴他,可以上訴到商務部上級。Ju Toy便向商務部上訴。不久商務部駁回他的上訴,批准將他驅逐回中國。他便向聯邦地方法院申請「人身保釋令」。法官傳喚他們到法庭來回答問題,可是行政官員不服,拒絕出庭,但向高等法院提出抗告,主張移民問題是行政權的行使。高等法院不同意,裁示他們回到地方法院去應訊。行政官署便「更上一層樓」,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在1905年4月13日開庭聽證,5月8日宣判。

  「沒有入境的人,即令是美國公民,也沒有權利經過『人身保釋令』,要求聯邦法院保護」法院這樣表示。「管理移民,是國會的概括權力(plenary power),法院不宜干涉。」國會的立法,既然授權讓行政官員決定事實問題(是不是美國公民),他們的決定,便是終局決定。至於「正當程序」,行政官員的決定,便是合法的「正當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國會經過立法,管理移民,行政官員的決定不必經過法院審核(judicial trial)。

  從今以後,不論有沒有公民身份,華人如果被移民官拘捕,無法再請求聯邦法院下令恢復他們的自由。

  本案是United States v. Ju Toy, 198 U.S. 251 (1905)。

   法院的判詞,把公民和外國人混為一談,事後引發爭論。

 

第二十章 公民的權利

 Chin Yow v. United States (1908)

 

  運用訴訟的策略,在聯邦法院爭取出入境自由和在境內的平等待遇,華人爭取到不少成功判決。1905年最高法院在Ju Toy一案中(見第十九章)截斷了這一條路。Ju Toy判例告訴各級聯邦法官們,今後不必也不應再過問華人的聲訴;國會和行政官署有全權(絕對的權力),處理他們的問題。

  可是在Ju Toy判詞中,最高法院對於在美國出生的華人,他們的權利,似乎態度模糊。「排華」的法律,是否也適用於他們?他們是次等公民嗎?

  這些問題看來早已在「黃金德」案(1898年)中,被最高法院解決:在美國出生的人,是「自然出生」(Natural-Born)的公民(見第九章)。次級聯邦法院隨著也決定,自然出生在美國的孩子,即令幼時曾被父母親帶出美國,並不影響他的公民身份(見第八章),Ex Pante Chan San Hee (1888)。

  但是1905年,最高法院在Ju Toy案中,好像又在「公民權」上塗了一層暗影。Ju Toy案確認國會和行政官署有「絕對的權力」,規範和處理華人的移民問題,而宣告聯邦法院不再考慮華人移民出入境的疑問。最高法院解釋:移民雖已抵達美國港口或陸地關口,儘管他們已踏上美國的土地,他們仍然在境外,所以法院對他們沒有管轄權。他們的疑問和爭執,應該由關口的行政官員處理。行政官的決定,是終局決定。想上訴,只能向行政官署的上級去上訴。法院概不過問。

  所以最高法院1905年的一道判決,關閉了華人向法院求助的大門。其結果,具有公民身份的華人,他們的法律地位也變成不清楚。

  移民官「拿著雞毛當令箭」,在港口找華人麻煩。

  1907年12月1日,一艘「太平洋郵輪公司」的輪船,從中國上海抵達舊金山,靠岸時移民官上船檢查乘客。其中一些華人乘客,出示「居留證」通關;另一些乘客被官員阻止登岸,因為他們的證件不全。同船的洋人,全部下船,移民官也不查他們的身份。被拒絕入境的華人乘客中,有一位名叫陳堯,他向移民官解釋,他出生在美國,應該是美國公民,而公民應該可以進入美國。移民官不理會,於是陳堯表示要向聯邦法院申請「人身保釋令」。移民官便請示上司。商議後,將他押下輪船,帶到關口的移民局。局裡一位「委員」(commissioner)詰問陳堯,並看看他出示的證件,然後告訴他,移民局有全權決定他的要求,如果他不服,也不准向法院申請,只能向官署的上級去上訴。

  「委員」拒絕讓陳堯向法院申請保釋,也拒絕他入境,並命令將他羈押,等待下一班輪船遣送他回中國。

  陳堯不服,託人向聯邦法院呈送申請書,要求下令釋放他。

  接到申請後,聯邦法官駁回他的申請,並拒絕開庭聽他的理由和證據。法官表示,根據最高法院的Ju Toy判詞,法院欠缺管轄權處理陳堯的案子。

  1907年1月15日,經友人協助,陳堯向最高法院上訴。他既是美國公民,為何聯邦法院不開庭聽他的辯論?

  二十天之後,最高法院宣佈它的判決。法院甚至沒有開庭,而只憑上訴的書狀。這是非常稀奇的事。

  最高法院說,「本案看來正好測試Ju Toy v. United States適用範圍。」也就是,法院不應過問移民問題。「但是本案的事實,有基本的不同處,因為上訴人(陳堯)可能是美國公民,而排斥華人入境的法律,只適用於外國人(aliens)。」

  「上訴人(陳堯)聲稱他出生於美國,是自然出生的美國公民,並準備出示證件和證人;證明他的身份。移民官應該讓他陳述意見和陳送證據。其後,聯邦法官應該給他公平的機會,開庭聽證。」

  最高法院推翻地方法官的裁決,命令他重新考慮陳堯的申請。

  接到命令後,聯邦地方法院開庭聆聽陳堯的聲辯,檢驗他的證件,然後裁決,他是美國公民,讓他自由入境。

  本案是Chin Yow v. United States, 208 U.S. 8 (1908)。

  「陳堯」案澄清了Ju Toy前例,把公民和「外國人」分開,明白地聲明「排華」案的法律和規範,不適用於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華人。聯邦法院不可拒絕華人公民的權利。

  「陳堯」案和「黃金德」案是保護具有公民身份的華人的重要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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