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人的生猛,是现在年轻人不曾有过的叛逆

◎ 牛皮明明

01

  崔健身披开襟大褂,裤脚一高一低,背着一把吉他,直愣愣登上舞台。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音乐响起,他扯开嗓子,轰出歌词: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台下一阵静默,所有观众都傻掉了。因为从没有人这么唱歌,也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歌。这首歌叫《一无所有》,第一次唱出了“我”这个概念。此前,中国歌曲没有“我”,最多有个“我爱北京天安门”。
  官方代表愤然离席,朝演唱会负责人训斥:你看看,像什么样子?怎么连这些牛鬼蛇神也上台了!
  7分钟后,崔健的歌曲结束。台下顿时炸开,掀起雷霆般的掌声与吼声。观众情绪像山洪一般爆发,高声大吼,“牛逼!牛逼!”
  制作人梁和平说:崔健唱出了“我”,唱出了一代人的觉醒与叛逆。
  那是1986年,25岁的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随后,唐朝、黑豹,窦唯、张楚、丁武,络绎登场,掀起摇滚潮流。
  很快,《一无所有》传到美国,陈丹青站在街上听完,已是热泪盈眶。乐评人金兆钧将歌转录成磁带,放给朋友听。磁带音质太毛,听不清歌词。金兆钧把歌词抄下,朋友读几行后,突然泣不成声。
  1988年,“新时期十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崔健伫立追光灯下,双眼蒙上一块红布,用浑厚嗓音唱出新歌《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曲终,崔健摘下红布,狠狠扔在地上,转身而去。后来王朔说:
  第一次听到,都快哭了,写得太他妈透了!
  翌年,崔健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其中一共唱了150多个“我”。专辑仅在四川订出40万盘,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演唱会中场休息期间,一位老派笑星轻蔑笑道:这不就是一群小流氓么?
  崔健听到,拿起话筒,面对现场两千观众说:刚才有人说我们是一群小流氓。如果这个人不感到可耻,那我们觉得非常光荣!
  全场欢声雷动。
  不久后,崔健巡演到西安。一个叫闫凯艳的女大学生,看完演唱会,深受鼓舞,回去毅然退学,放弃当会计,考上艺术学院。后来,她改名闫妮,在电视剧《武林外传》中,演了一个爱说“我滴个神”的女掌柜,叫佟湘玉。
  这么多年了,我们依然喜欢这样的艺人,舞马长枪,果决勇敢。

02

  陈丹青曾经说,80年代是兴奋和骚动的十年。
  1984年的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邀请了北岛、顾城、叶文福等著名诗人。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而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
  那时候的著名诗人,相当于时代巨星,走到哪儿都是万人拥簇。北岛、顾城一上台,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
  北岛怕被戳死,架开胳膊肘,杀出一条“血路”,拉着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关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们冲来涌去。有人推门问,“北岛、顾城他们呢?”
  北岛一指后门,说:从那溜了。
  那场活动,最后观众把所有的出口都堵死。北岛和顾城他们,只能从厕所的窗户跳出来。后来,还是有个小伙子缠住了北岛。是个大连人,辞掉工作流浪,目光纠葛、狂乱。他一连跟北岛好几天,倾诉内心痛苦。北岛说,我理解,但能不能让我一个人歇会儿?
  这小伙子二话没说,拔出小刀,戳得手心溅血,转身就走。
  那时候的青年,无论男女,尽皆生猛。
  在北京大学,3000多座位的礼堂,每次开诗歌朗诵会,都坐得满满当当。诗人海子、西川、骆一禾,被称为“北大三剑客”,每次出场,门里门外挤得密不通风。所以人的脸,都因为缺氧,红得像个猴屁股。诗人边朗诵,边把诗稿往台下撒。万众瞩目的校花,就为抢一页诗稿差点走光。
  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两大报纸联合,举办全国诗歌大展。
  此时,全国诗社2000多家,诗歌流派88个,数万诗人发出响应。每一位诗人都想举旗抓纲、开宗立派。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如潮水蔓延,趋于白热化。
  也就是这一年,诗人海子先后远走甘肃、青海、西藏和内蒙古西部的群山大漠。三年后,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他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年仅25岁。
  人们在他的背包里,发现了一本康拉德的小说。小说讲的是:摆脱社会束缚,追求自由的冒险生活。

03

  80年代的文学思潮,诗歌盛极一时,小说也盛极一时。1981年,《中国青年报》发行量500万份。26岁的马未都,就因为在上头发表了小说《今夜月儿圆》,平地一声雷,从小学四年级辍学的小青年,逆袭成全国最知名大作家。
  一炮而红后,马未都打开家门,邮局拉来整卡车的读者来信。《青年文学》发话,你来杂志社当编辑吧,工资60块。这待遇,相当于今天底层码农,瞬间晋升阿里P8。
  1986年,有天同事告诉马未都,有个叫王朔的小孩想见他。那年王朔还是个愣头青,羞涩腼腆,说话脸红,把自己写的《橡皮人》递给马未都。马未都翻开,开头第一句写的是:
  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开始的。
  马未都眼前一亮,翻了几页,发现特好。给主编,主编特不喜欢这句开头,红笔一杠,删掉。后来杂志到印刷厂付印,马未都顶着被开除的风险,把这句话又加上。
  《橡皮人》发表后,王朔红遍全国。那时候出书,作家只拿固定稿费,卖多少和作家没关系。到王朔这儿,没门。出版《王朔文集》时,他要求实行版税付酬制,按印数拿钱,按码洋的10%走。
  结果这套改革成功,从这之后,版税制沿袭下来,王朔帮所有中国作家涨了钱。
  那时候的杂志社慧眼识珠,不仅发掘王朔,还淘出莫言、余华、苏童,刘震云等大批好作家。
  莫言曾是山东高密的一个农民,小学五年级辍学,放牛十年。唯一的正式工作,是给弹棉花工人打下手。八十年代初,他开始写作,坐在灶口,一边用拨火棍通灶,一边在膝盖上写小说。后来谁也没想到,这个放牛娃,日后却拿下了诺贝尔文学奖。
  余华之前是一名牙医,在南方海盐小镇,撑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在桌上一字排开,每天握钳拨牙八小时。这样干了五年,观看了上万张病人的嘴巴,他认为那是最没有风景的地方,于是开始动笔写小说。
  1983年11月,余华接到长途电话,一家文学杂志请他去北京修改小说。他欣然前往,回来后,县里官员登门拜访,说:你是一个人才,不能再拔牙了,明天去文化馆报道吧。
  这就是80年代,不用承受那么多“必须”,勇气与出格,会得到鼓励和赞赏。向上的通道,对所有人打开。底层也可以逆袭,放牛娃也有春天,牙医也能成为大师。理想和才华,是所有年轻人的登云梯。

04

  读库老六曾说:80年代,是理想主义的黄金时代。
  那时候,西方电影《教父》《罗马假日》等引进国内,勾起一代人的电影梦。
  1983年5月,广西电影制片厂召开大会,破格批准以张艺谋、张军钊、肖风、何群四人为主体,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摄制组”,投产《一个和八个》。四人剃了光头,风风火火赶往拍摄地,被警察误认为是流氓团伙给抓了。
  电影担任摄影的是张艺谋,此前在纺织厂当搬运工,为能买一台“海鸥”相机,卖了好几次血。
  《一个和八个》拍摄完成,张艺谋正式出道。不久后,广影看中剧本《黄土地》,摄影敲定张艺谋。导演没有合适人选,张艺谋强烈推荐同学陈凯歌。
  陈凯歌人是来了,可出了新问题,《黄土地》因题材敏感,面临夭折。陈凯歌为了片子能继续拍,跑到领导面前,掏心掏肺求了一通,听哭了一屋子的人。最后换来一辆面包车,35万经费。
  这年,《黄土地》在冬天开拍,零下20度的北风中,张艺谋干起活来不吃不睡,不洗不漱,穿一双绿胶鞋,袜子都没有,在山路上跑了两个月。
  《黄土地》拍完,张艺谋脱下已经踩得破烂的胶鞋,摆在路中间,对鞋说:
  你跟我不容易,现在电影拍完了,你就留这吧。
  1987年春天,导演吴天明拍摄《老井》,问张艺谋敢不敢演男一号。从没学过表演的张艺谋,喉咙紧了紧,说:你不怕砸,我就敢试。
  拍摄时,张艺谋连续工作十几小时,没有白天黑夜之分,把自己手表调快半小时,让自己更紧迫。为了在外形上更像农民,穿上大腰裤,挑水、背石板、打猪食槽,每天光着膀子晒太阳,往脸上搓沙子,将皮肤弄粗糙。为了演好角色濒死的感觉,张艺谋连着三天不吃不喝。结果拍完,突然昏倒,被抬进医院。
  后来,吴天明提拔张艺谋为导演,投资他拍电影《红高粱》。几乎所有人都在反对,吴天明就反问:一个肯为理想拿命拼的人,还有什么不放心?
  1988年,张艺谋的另一位同学田壮壮,开拍《特别手术室》。这是中国首部以未婚先孕为题材的影片,在当时话题敏感,极有可能被禁。所有人都劝田壮壮放弃,田壮壮说:宁拍禁片,不拍烂片。
  后来,这部电影果然禁了17年。
  那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不解之缘。我们从今天回望那个时代,那些回忆好像远了,又好像就在眼前。今天中国正经历一切,却正是那里而来。

05

  学者陈平原,曾用十二个字,概括整个80年代:泥沙俱下,众声喧哗,生气淋漓。
  那年头,最偏远的小城路边书摊,摆的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失眠。那年头,一个文弱寒酸的男老师,可以靠跋山涉水采集民歌,赢得广泛尊重,让校花下嫁给他。
  胡同口,四个大学生,三更流浪天,也能聊叔本华和弗洛伊德。激昂忘我,待到分手,天已大亮。
  那年头,大家都一样,不谈钱、权,只看谁活得更潇洒,谁更有姿态。
  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更是谁都不鸟,富有胆气和勇敢,敏锐锋利、口诛笔伐。
  某次大会,有一位代表举手否决,诺大的会场,愣是有一个手臂孤零零地举着,孤标而倔强。
  还有某次大会,一位女记者给邓小平递了个纸条,写道:今天是世界戒烟日,请不要抽烟。
  某次工作会,与会官员纷纷睡觉,一位摄影师无法取景,将众人睡态拍下,标题取道:《工作会竟成了睡觉会》。
  那年头,年轻人轰轰烈烈,天雷地火地恋爱。青春像一场大雨,暴雨如注,没有人准备雨具,也没有人准备蓄水池。
  全班男生为给穿波西米亚长裙的女老师买一副隐形眼镜,就组织俱乐部卖酸奶。女生可以把一个月的饭票分成两半,一人一半,分给最崇拜的流浪歌手。
  清华有一个东操场,校园歌手常聚。每周五,有北师大、北外、中戏,数十个来自北京各学校学生,前来茬琴,输的当场把自己手里的吉他,砸得稀烂。
  北大有一个东草坪,夏天常有十几拨人,弹琴唱歌,谁能把女同学争取来的多,谁就最牛。较起劲来,整整唱一宿,上百首歌,看谁最后唱鳖。
  1988年,高晓松大学时成立乐队,取名青铜器。没有经费,乐器超烂。吉他手戴涛在北邮的女友,就发动宿舍全体女生,捐助400块,给他们买了套拿得出手牛逼大音响。那时候,女孩都是“法国贵妇”,专门“包养”文艺青年的理想。
  后来高晓松说:那时候的男女,剽悍勇敢、简单温暖。今天的年轻人做不到了。
  80年代有个好处,大家都不喜欢掉入窠臼的规则,都以规则为耻。
  作家格非曾在华东师大当讲师,站台上说:喜欢分数的同学,可以告诉我一声。有憨厚的同学站起来问:老师,写作文,到底怎么评分的?格非说:评分啊,那也容易,我们把试卷往前面一扔,跑在最前面的试卷100分,以此类推。学生当场脸就红了。
  在那时候,迷恋一切制度是件很羞耻的事。80年代末,高晓松被人问:你以后打算去大公司做吗?
  高晓松反问:我看起来,气质很庸俗吗?第二年,他从清华退学。

06

  现在人都不会这样了,和80年代相比,我们这个年代越来越无趣了,越来越物质主义,也越来越功利主义,富有勇气的人少了,而现实的人多了。叛逆的人少了,跪舔的人多了,鼓掌的人多了,反思为什么鼓掌的人少了。
  前两年,崔健被邀请参加一个颁奖盛典的商业晚会,在晚会的压轴表演上,他为了调动气氛,跳起来说:坐着听摇滚多累啊,大家站起来吧!
  结果台下一片冷淡,没有一个人响应。
  崔健尴尬地笑了下,只好继续唱歌。
  没落的不只是摇滚,还有诗歌。如今诗歌俱乐部还没有高尔夫俱乐部多,连各城市的车友会、红酒会、自行车会都比诗会多,诗人也彻底边缘化了,写诗能不被别人认为是傻逼就不错了。诗人西川说:2010年以后你要再写诗,人家就会觉得你简直有病。
  在记录片《东京旋律》中,日本音乐家坂本龙一说道:现在年轻人不再叛逆了,真的好悲哀呀。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也是一点都不叛逆,他们生活充满疲惫,疲惫吞噬了他们的叛逆。任何有叛逆的想法,都会被质疑、被嘲弄,只是一句“你有钱吗?”,所有的理想就会被消解。“你有房吗?”更是终极一问,相当于当众爆头。天大的理想,也没有一套房实在。
  当代年轻人特喜欢自嘲,丧丧的,他们越来越乖,越来越听话,越来越聪明,只是越来越不像年轻人了。
  曾和崔健齐名,同样是象征叛逆精神的“流行音乐教父”罗大佑,整个80、90年代,都是拿起麦克风就能加快一代人的心跳的知识分子音乐人。而在2018年的巡回演唱会, 600一张的票价,折到200,依旧卖不出去。筹划两年,亏损百万。开场半个小时,只有不到10%的人到场。
  罗大佑看着空空荡荡的现场,对观众尴尬笑道:你们从来没有那么宽敞舒服过吧!
  而2020年跨年那天,一年一度的罗振宇跨年演讲比赛,2000左右的一张门票,几分钟内被一抢而空。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外,因为这场演讲,一度被挤得水泄不通。12000人到场,全部坐满,罗先生单项票价收入将近两千万。

“时代狂人”摊开双手

  我们终于发现,精神、理想、自由、独立、小说、诗歌、文学、艺术,都抵不过一张抄来的、毫无创意、满是商业术语的PPT。
  年轻人也终于被时代磨成了没有个性的样子,没人再说理想,没人再说叛逆,也没人再会张狂,他们越来越守规矩,只是不知道这个规矩究竟从何而来。社会也越来越单一,一切都是模式化,固定化、一成不变,毫无生机。
  80年代,年轻人没钱,但碰到达官显贵,也敢说: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再没人说这句话了。
  年轻人都知道个性生猛,也生猛不过社会;再昂贵的理想,也付不起下个月的账单。
            (转载自作者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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