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十一）
奈保尔：总将冷峻笔触伸向社会黑暗与不公
第九十四届
（2001年）
获奖者：维·苏·奈保尔（V. S. Naipaul，1932—2018），印度裔英国作家。
获奖理由：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获奖作品：《河湾》（又译《大河湾》）（小说）。
按照中国人的观念，知识分子必须德才兼备，甚至更强调其思想和人品。宋代苏辙在《盛南仲知衡州》诗中曰：“进退天下士大夫，不惟其才惟其行。”欧阳修也在《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序》中说：“天下兴学取士，先德行不专文辞。”但西方的观念特别是瑞典文学院与我们有所不同，他们能坦然面对作家的不端品行、卑鄙人格。在评选诺贝尔文学奖时，只关心一个作家的作品好坏，并不把作家的政治观点和私生活作为评奖的标准。因此，第九十四届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戴在内心阴暗、狂妄自大、气量狭小、私德卑劣的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头上，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奈保尔极狂妄地贬损嘲笑他的前辈作家，骂毛姆的作品“部分是大众的垃圾，部分是皇室的垃圾”，妄断狄更斯作品“死于自我模仿”，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贬得一钱不值。他几乎鄙视所有的英国经典文学作家，对当代作家也肆意品头论足，尤其对第三世界文化、黑人文化、伊斯兰文化说三道四，轻蔑仇视。
至于奈保尔的私德，看看他自己的传记《如此人间》便可了然，其自曝的种种丑行，让人瞠目。与他深交三十年的美国作家索罗，忍无可忍与他断交。
但是，如果我们仅凭奈保尔的不端人品，将之视为文坛小丑、不良文人，就大错而特错了。仅从《如此人间》看，他敢于自揭丑陋的人生，自剖自己卑鄙的灵魂，那不是炫耀，而是自我否定。这需要何等的勇气。而且，放纵欲望的同时，他在努力寻求自己灵魂的家园，他一生有过多次的漫游世界，可视为他的文化和精神的“苦旅”。1962年和1988年，他曾两度回到他祖先的故土印度，足迹几乎踏遍全境，采访了上层和民间，接触社会各个阶层，了解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虽说瑞典文学院认定他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主义者”，但祖宗的文化和精神的基因是浸透到他骨血里的。两次访印，可视为奈保尔的寻求精神家园之旅。他还考察过美洲、非洲、亚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多元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精神的乳汁和文学的营养。说奈保尔“从一个白人的眼光来观察印度”有些片面，说他是“没有先祖之国的流浪汉”，“他的精神家园就在他自己身上，就是他的个人”，似也没有依据。
奈保尔的文化背景独特而又复杂，视“真实”为最高美学标准，他总能将冷峻的笔触伸向社会的黑暗、不公，特别是塑造了大量鲜活真实、耐人寻味的人物形象，让读者过目不忘，他有多部作品登上畅销书排行榜，也让文学界对他刮目相看：1958年获莱斯纪念奖，1961年获毛姆文学奖，1964年获霍桑奖，1971年再夺布克奖。20世纪末，文学界便频频把他列入诺奖的有力竞争者。21世纪伊始，他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也算实至名归。
197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河湾》，是奈保尔的一部杰作，与他的《游击队员》（1971）和《抵达之谜》（1987）等长篇一样，带有浓郁的自传色彩。奈保尔笔法之巧妙，在于把历史纪实与文学虚构相结合，表现西方的殖民主义给世界带来的动荡不安，以及人民对殖民者的压迫、奴役的反抗，同时还写出本土文化与殖民文化的冲突，移民群体意识与主流文化的矛盾。正如瑞典文学院画龙点睛地指出，奈保尔的作品让我们看到“扭曲的历史”。
当然，我们并不认同奈保尔小说的结论：殖民者统治下的当地本土文明，只有在西方文明关照下才能得以保存。
《河湾》讲的是一个印度裔青年萨利姆，跋涉万里，不惧艰险，深入非洲内陆一个叫河湾的地方，所目睹的摆脱殖民统治后的种种怪现象及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命运的故事。
萨利姆来到非洲，安身在河湾，距祖上从南亚迁徙到非洲海岸，已经过去两三百年了。这里遭受过殖民主义者明火执仗的残酷血腥的占领、掠夺和统治，也经历了壮烈的反抗斗争，结束了殖民统治。
萨利姆在河湾结交了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白人、黑人、官员、商人、神父、不安于现状者、革命者、作家、白人的宠信等。小说正是通过这些人物呈现了结束殖民统治后，该地区出现的种种怪现象。
《河湾》表达了奈保尔个人在文化认同方面的思考和追求。而瑞典文学院赞同该小说既批评了西方殖民主义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屈辱，又忧患结束殖民统治之后，当地旧有的文化传统太过落后，甚至对现代文明有破坏性，认为“扩张的西方文明中，其实包含了人类现代化的合理因素”的理念。
1932年8月17日，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一个印度裔家庭里，降生一个男婴，他就是维·苏·奈保尔。据奈保尔自称，其祖先乃印度北部一个婆罗门家族，为印度四大种姓中地位最高者，后来没落。19世纪英国开发西印度群岛，其祖先从印度北部移民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靠在甘蔗园打工维持生计。没落贵族重视教育，到奈保尔父辈，已是有社会地位的记者，在《卫报》供职。父亲对文学非常感兴趣，常给孩子朗读文学作品。后举家迁到首府西班牙港。
奈保尔从小所受的教育，即殖民地宗主国的英语文化教育，而非印度文化教育。无论在家，还是在女王中学读书，他所读的，都是莎士比亚、狄更斯等英国作家的经典作品。
1950年，奈保尔凭自己优异的成绩，幸运地获得政府奖学金，十八岁的他到英国伦敦，入牛津大学读当代英国文学系。在这座世界名校，他受到极好的教育，为他后来成为作家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在繁华的伦敦，牛津大学的高才生奈保尔只是一个面容黝黑的下等公民，受到白人的歧视，像特立独行的辜鸿铭一样，奈保尔养成了乖张的性格。但他是幸运的，牛津大学毕业后，曾任英国广播公司《加勒比之声》节目编辑，后又到伦敦《新政治家》杂志社任评论员。1955年，幸运又降临到头上，他与大学同窗帕特丽西亚·哈勒结成秦晋之好，但因奈保尔一直对女性缺乏尊重，其妻饱受他的冷酷无情。结婚后，奈保尔定居英国，边工作，边创作。
1957年，奈保尔的第一篇小说《神秘的按摩师》发表。小说写的是特立尼达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及对自己童年生活的追忆，笔调轻松诙谐。
1958年，奈保尔出版《埃尔韦拉的选举权》，讲的是让人啼笑皆非的对西方民主盲目追求的故事，获得莱斯纪念奖。
1959年，奈保尔出版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这些短篇小说有自传色彩，皆是由一个想出人头地的少年叙述展开的，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西班牙港形形色色、栩栩如生的小人物推上社会舞台，展示出少年眼中的土著人市俗社会的斑斓场景，文笔洗练幽默。《米格尔街》于1961年获得颇有影响力的毛姆文学奖。
真正让奈保尔在英国文坛出头，成为大师级作家的，是1961年出版的自传体喜剧长篇小说《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小说讲的是一个印度移民之子比斯瓦斯，梦想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一个幸福的家园及在异域文化中寻求自我与地位的故事。小说里出现了奈保尔及其父亲的双重身影，实际上是写自己如何跻身英语世界，获得身份和荣誉的经历。
这之后，奈保尔又出版长篇小说《斯通先生和骑士伙伴》，也是描写一个在英国的青年移民的个人发展史。小说获1964年的霍桑奖。接着在1967年，他又创作长篇小说《效颦者》。
1971年，奈保尔的中短篇小说集《在一个自由的家园里》问世，获1971年的布克奖。1979年，给奈保尔带来无限荣耀的长篇小说《河湾》诞生。1987年，奈保尔又出版《抵达之谜》。
为了寻根，寻求精神家园，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奈保尔开始世界之旅，足迹踏遍美国、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遂有大量游记和随笔陆续发表，如《中间通道》（1962）、《黑暗地区：印度经历》（1964）。后来，他又出版了《印度：受了伤的文明》（1977）、《在信徒中间》（1981）、《超越信仰》（1988）和《印度：百万人大暴动》（1990）等书。
1996年，其妻子帕特丽西亚·哈勒去世，奈保尔又与阿尔维结合，时年六十四岁。
2000年，奈保尔出版《父子之间：家书集》。次年出版《半生》，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
格拉斯：震惊世界的“铁皮鼓”
第九十二届
（1999年）
获 奖 者：君特·格拉斯（Günter Wilhelm Grass，1927—2015），德国作家。
获奖理由：其嬉戏之中蕴含悲剧色彩的寓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
获奖作品：《铁皮鼓》（小说）。
世事真是难料。瑞典文学院总是在每年10月第一个周四公布诺贝尔文学奖，结果该届竟提前一个星期就宣布了。原本瑞典文学院并不总给世界著名文学大师颁奖，此前三届又将诺奖皆颁给欧洲作家，故没想到此次仍颁给欧洲的君特·格拉斯。更让世人没想到的是，一向被世人当成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知识分子社会良心、正义化身乃至圣人的君特·格拉斯，于获诺奖之后6年，竟自曝丑闻，承认他年轻时曾是纳粹党卫军，整个世界文坛掀起轩然大波。他曾公开声称自己信奉社会民主主义，与西方主流话语高唱反调，常常有惊世骇俗的“不同政见”，不断批评欧盟和美国出兵干涉波黑、轰炸科索沃，反对美、英对伊拉克动武。在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欧洲报纸连载了他和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之间的关于共同深刻检讨两国战争罪责的通信《我的日本，我的德国》。格拉斯义正词严地要求每个德国人反省自己。这位一直扮演审判别人的道德法官角色的格拉斯，那时对自己曾经的罪行讳莫如深，尽管后来他坦诚交代自己的罪过，但其灵魂反差之大，还是让人吃惊和愤怒。
但是，正是这个人，创作了堪称20世纪世界文学经典，内涵远比博士论文、历史著作丰富的作品《铁皮鼓》。它的人文关怀、它的想象力和把握历史的天才，整个世界文坛，无人否认，也无权否认。
这部经典，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剧烈变迁的社会图景。该小说是以主人公奥斯卡的第一人称口吻讲述的。故事从其父辈的年代一直讲到1951年自己三十岁生日那天，为读者形象地呈现了20世纪前半叶整个德国纳粹主义时代的历史画卷，还原了黑色历史，并为其涂上诙谐和幽默的色彩。
奥斯卡三岁生日时，母亲阿格奈斯送给他一个礼物——一面铁皮玩具鼓。奥斯卡总想停留在孩童时代，为此多次自残，最后摔成一个长不大的侏儒，身高不足一米。但他智商极高，且有一种以尖锐歌声唱碎玻璃的特异功能。
奥斯卡的外祖父是一个纵火犯，被官府追捕时，钻进一位女士的宽裙底下，捡了一条命，该女士成了奥斯卡的外婆，生下他的母亲阿格奈斯。阿格奈斯长大后嫁给了马采尔，但她深爱表哥布朗斯基，并怀上了奥斯卡。
奥斯卡父母开了一间日用杂货店。奥斯卡常到这条商业街玩耍。因品行不端，他被学校开除，只好请面包房太太教点儿文化知识。其母阿格奈斯因与表哥私通而良心不安，猛食毒鱼自戕。父亲便雇十七岁的玛丽亚姑娘帮助打理商店。十六岁的奥斯卡在性欲驱使下，与玛丽亚有了床帏之事，后来发现父亲也与她勾搭成奸。玛丽亚怀孕后，奥斯卡劝她堕胎，不允，后生下奥斯卡的骨肉库尔特，成了奥斯卡“弟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斯卡之父马采尔当了纳粹冲锋队小队长。而生父布朗斯基却因参加抵抗法西斯的战斗，被纳粹处死。奥斯卡参加前线剧团，到巴黎演出，与旧女友罗斯维塔相遇，同居。盟军登陆诺曼底，敲响纳粹丧钟之时，女友中弹殒命。奥斯卡回到家乡，正逢儿子库尔特三岁生日。他也学母亲送一铁皮玩具鼓给他，不料儿子对此不感兴趣，他悻悻地将此鼓挂在耶稣雕像上。
苏军很快攻占奥斯卡家乡，父亲马采尔被苏军枪杀。葬礼上，他将铁皮鼓扔到父亲的身上。他想让自己长高，却成了胸凸背驼的矮子。战后，整个德国经济凋敝，物资匮乏，玛丽亚和库尔特为了生计，加入了黑市交易队伍。奥斯卡先靠刻碑糊口，后因自身的特型而成为模特。到了1949年，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阿登纳当了总理，世道发生变化。奥斯卡以裸体坐在近一米八身高的名模裸体上之造型，被画家画成《四九年圣母》，而成了“圣婴”，名声远播。但他的感情生活并不顺遂，向玛丽亚求婚遭拒，单恋一个护士无疾而终。他组成三人爵士乐队，以宣泄压抑的情感，一个演出公司老板，一个善于政治上投机的侏儒贝布拉，将其捧成鼓手明星，以谋政治利益。贝布拉死后，将巨额遗产留给了奥斯卡，使他一步登天，成了富翁。
一天，富翁奥斯卡牵着名犬散步，拾到一截带着戒指的无名指。从此奥斯卡开始对其供奉朝拜，忏悔自己的灵魂，认为自己是一个杀人犯，并主动到警局投案自首，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被疑为精神病患者，送进精神疗养院。
直到奥斯卡三十岁生日那天，这桩案子才真相大白。原来，奥斯卡装疯卖傻，投案自首，是他和朋友故意制造的一场闹剧。
奥斯卡无罪释放，获得自由，重新走入这个早就让他厌倦的富足生活里，这个侏儒还会闹出什么花样呢？
奥斯卡是个虚构人物，看似不是个现实社会中的典型人物。他只是作者借以表达自己思想和观念的超常的吊诡人物，目的是再创造人们试图忘记的那段历史世界。作者所呈现的那段集体性的罪恶和疯狂，包括集体的无意识的历史，实际上是深刻反映了纳粹统治下德国人的一种普遍精神现实的历史。瑞典文学院曾在新闻公报中赞扬格拉斯“挖掘过去比大多数人都挖掘得更深，是为我们钻研和说明20世纪历史的名副其实的伟大作家之一”。
人类的本性是适应、屈从于环境的压力，这是人类共有的精神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把格拉斯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勇敢地检讨本民族历史的作家，当之无愧。用格拉斯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在人们厌倦理性的时代来晚了的启蒙使徒”。
君特·格拉斯，于1927年10月16日出生在德国的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市）。父亲是一个小商人，母亲是波兰人。中学还没毕业的格拉斯，十七岁就被征入伍，上了欧洲前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格拉斯负伤住院，在美军攻占医院时被俘，关进美军战俘营，因其隐瞒参加过纳粹党卫军，1945年5月获释。
回到德国后，格拉斯做过农工、矿工、石匠，到1948年二十一岁时进入杜塞尔多夫艺术学校，学习版画和雕刻艺术。次年至1956年，他转至柏林造型艺术学院，得到卡尔·哈通大师指导，后又热衷毕加索画派，专门到巴黎学画，受到西方流行的超现实主义诗歌和戏剧影响，并由此转向文学创作，在斯图加特加入“四七社”。
1955年，格拉斯之诗《睡梦中的百合》，获斯图加特电台诗歌赛一等奖。次年，他又出版诗集《风信旗的优点》。1960年，他出版诗集《三角轨道》。1967年，其《盘问》诗集又问世。此时的诗作，“左”倾政治色彩较浓，艺术上明显受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影响，但联想丰富，情感奔放。这时，他对戏剧创作也热情高涨，创作了《还有十分钟到达布法罗》（1954）、《洪水》（1957）、《叔叔，叔叔》（1958）、《恶厨师》（1961）、《平民试验起义》（1966，又译《贱民再次造反》）和《在此之前》（1969）等。其中《平民试验起义》，以1953年6月17日苏联管辖的东柏林人民起义为背景，表现这一历史事件。其戏剧多受布莱希特“辩证戏剧”影响，具有荒诞色彩。
真正最活跃的，是他的小说创作。其“但泽三部曲”包括长篇《铁皮鼓》（1959）、中篇《猫与鼠》（1961）和长篇《狗年月》（1963），各自独立成篇，故事人物也无关联，但故事发生时间、地点却相同。最本质的是三篇小说都是表现纳粹时期德国人的过错，即描写集体性的罪恶与疯狂，包括集体无意识，深刻反映了纳粹政权统治下德国人的一种普遍精神现象。《铁皮鼓》最为精彩。《猫与鼠》写纳粹势力以传统英雄崇拜，毒害年轻人，使之成为其鹰犬，最终走上灭亡。《狗年月》则描写一对发小，因受当时反动的血统论毒害，成为仇敌，最后同归于尽，为法西斯殉葬。“但泽三部曲”完成了一幅希特勒上台前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历史和德国人精神的广阔画卷。
1969年，格拉斯出版长篇小说《所需之地》，描写德国左派1968年的造反运动。
进入20世纪70年代，格拉斯又推出长篇小说《蜗牛日记》（1972），描写自己1969年的政治竞选活动。所谓“蜗牛”，比喻德国民主进程的缓慢。1977年，他又有长篇小说《鲽鱼》问世。小说通过一条会说话的鲽鱼与渔夫的奇特故事，来写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问题。两年后，他又出版了关于1947年建立德国作家团体“四七社”的长篇纪实小说《特尔格特的会议》。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格拉斯出版了长篇小说《雌老鼠》（1986），悲观地预言未来的环境灾难，极具前瞻性。他还创作了小说《伸出你的舌头》（1989）、《蟾蜍的叫声》（1992）、《辽阔的大地》（1995）以及长篇小说《我的世纪》（1999）。
格拉斯一生，诗歌、戏剧、小说、散文、论文著作甚丰，仅从涉及的体裁、数量和文体种类上看，也远远超过大多数诺奖作家。
格拉斯获诺贝尔文学奖，正逢世纪之交，他的《我的百年》一书正好出版，这是一部从20世纪即诺奖开始颁奖写到他获奖的百年历史回眸的作品。每年写一章，既是个人的历史，又是人类历史。每个人都名垂史册。
格拉斯还是个画家，他早在1955年便在斯图加特美术馆举办过个人画展，更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格拉斯曾访问过中国，德国驻华大使馆为他举办了画展。当时，他的文学作品尚未大量在中国出版，笔者参观其画展时，心灵没有丝毫悸动，与后来读其文学作品的感受大相径庭。
斯人于2015年4月13日在吕贝克去世，身后留下的关于其人品争议，至今尚未消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