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三十六）
第二十三章
从批陈整风到林彪出逃（下）
晚11点50分，警卫秘书往96号楼（林彪住处）调车，现场一片混乱，叶群披头散发，林立果跑来跑去，刘沛丰手上提了4个提包十分着急。李文普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一一登上了大红旗轿车。林彪汽车跑出约200米，李文普急叫停车，并从车里出来。这时连响两枪，李文普左上臂负伤。晚11点55分，汽车离开96号楼直向山海关行驶。
零点22分，林彪汽车高速驶入机场，停在三叉戟飞机左后方。叶群第一个下车，大喊：“有人要害林副主席，快让油车离开，我们要走！”林彪第二个下车。他们急急忙忙跑到飞机舱门下，顺着驾驶舱的工作便梯一个个地爬上了飞机。佟玉春此时刚从场站调度室奔向专机，正要向机长潘景寅传达不准起飞的命令，但没有见到潘，便告诉了正在停机坪给调度主任打电话的机械师邰起良。邰听后茫然不知所措，林立果持枪督迫邰最后上的飞机。飞机紧急启动，强行滑出，右机翼的端部碰在还没有完全离开油车顶部的把柄上，刮坏了右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随后乘吉普车赶来的8341警卫部队的人，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有效的阻拦飞行的措施，飞机就紧急起飞了。零点32分，在起飞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飞机在黑暗中强行起飞。副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等机组人员都没有上飞机。
山海关机场立即给李作鹏打电话：三叉戟256号飞机强行起飞了。李作鹏立即打电话告诉周恩来。周让李作鹏查飞机的航向。李作鹏向机场询问以后电话告诉周恩来：航向西北。这时已是13日零时55分。周恩来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的雷达监视这架飞机，并要调度员向这架飞机呼叫，要林彪等飞回来，告诉他们：“不论飞机在何处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
9月13日零点32，汪东兴分别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林立衡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汪立即打电话给周恩来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大会堂到主席那里，我从中南海南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他们两人几乎是同时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汪东兴向毛汇报时，吴法宪来电话请示：飞机已经飞了30分钟，即将进入内蒙古，要不要派歼击机拦截。毛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1点55分，林彪的飞机越过中蒙边境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渐渐在雷达的屏幕上消失了。由于害怕中南海有可能遭到空袭，经周恩来安排，毛从中南海游泳池搬到人民大会堂118房间暂住。
为了防止再有飞机外逃，防止有人调动飞机来危害中央，周恩来和毛商量后下了禁飞令：从现在起，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1点52分到59分，禁航令下达完毕。周恩来派李德生前往空军司令部跟踪；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从13日清晨到下午，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下午，周召集副总参谋长张才千、阎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继德五人到人大会堂新疆厅参加政治局作战会议。他郑重地说：“我现在考虑的第一是打仗，第二是打仗，第三还是打仗！”周恩来担心林彪出逃到苏联以后，苏联乘机进攻中国。
在下达禁空令的同时，又向全军发出命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周恩来要海军舰队和各地空军直接听各大军区指挥，让陆军进驻重要机场。这样就把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权解除了。这是出于对吴法宪和李作鹏的不信任。
周宇驰接到林立果放弃“南下”计划、改为“北上”的电话后，带着34师直升飞机大队副大队长陈士印到北京沙河机场，用林彪的“九八手令”欺骗了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于13日凌晨3时15分劫持了3685号直-5型直升飞机。凌晨3点15分，北京沙河机场紧急报告：飞走了一架直升飞机。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副驾驶员等5人。周恩来下令，派飞机拦截，迫降。不听就打下来。直升飞机飞到张家口上空时，驾驶员陈修文觉察他们要逃跑，就想往回飞，周宇驰察觉后，用枪逼迫他继续北飞。陈修文东转西绕，将飞机飞回到北京郊区，9月13日6点47分，在怀柔县沙峪迫降。陈修文被周宇驰开枪杀害。北京卫戍司令吴忠命令警卫三师派出机械化部队包围现场，同时发动民兵包围。周围群众和民兵听到直升飞机降落声和枪声从四面八方赶来，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飞机上下来往山上逃跑。跑得筋疲力尽停下来，发现四周都是民兵。三人商量好喊“一，二，三”同时开枪自杀。周宇驰和于新野自杀死亡，李伟信抬高枪口保留了性命，成了俘虏，被俘的还有陈士印。
9月14日中午12时20分，外交部收到驻蒙古大使馆特急电报：今天上午8点，蒙古副外长约见中国大使许文益，通知有一架中国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在蒙古境内坠毁，机上9人全部死亡，蒙方向我提出抗议。后来得知飞机坠毁的地点是东经111度17分、北纬47度41分，一个叫温都尔汗的地方。下午两点，周恩来的秘书纪东接通到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电话：“外交部收到我驻蒙古使馆的特急报告，要送总理。”不一会儿，王海容到人大会堂北门，将一个大牛皮纸信封交给纪东。纪东交给周。纪东在现场观察到：“开始，只见总理眉头紧皱，随着目光在文字间移动，脸上的神情逐渐舒展开来。他拿着报告的双手微微颤抖。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我，兴奋地说：‘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周还对纪东说：“我要到118号房间主席那里去报告，你也跟着我。”说完，周恩来换了衣服，带着纪东和高振普向大会堂118号房间毛住处走去。纪东和高振普在走廊等着，20分钟后，总理回来了，纪东看到他步履轻松多了。
在三叉戟飞机上9人全部死亡。他们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杨振刚（林彪专车司机），潘锦寅（机长），李平（主管机械师），邰起良（特设机械师），张延奎（机械师）。从压在尸体下面的草、衣服和皮肤未烧着的部分看，这9人是从飞机上摔出来以后烧死的。
9月14日傍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了林彪等机毁人亡的消息，在会上分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
整整三天三夜，73岁的周恩来只睡了三个小时。得知林彪摔死以后，政治局委员们集合在人大会堂福建厅，会场一片轻松。周恩来说，要好好吃一顿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举杯欢庆。还破例喝了茅台酒。短暂的轻松以后，周恩来却当着李先念和纪登奎的面“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最后还说：“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纪登奎和高文谦的理解是，周和毛的治国思想不同，经济建设的思路也不同。毛、周的不同会怎样呢？林彪死后，周就成了第二把手了，就轮到他和毛发生摩擦了，所以说“还没有完”。
张春桥听到周恩来宣布林彪死亡以后，亲自到外边服务台拿来一瓶茅台酒和几个酒杯，笑嘻嘻对大家说：“今天我自己花钱请大家干一杯!”他给每人斟了一杯酒，说：“我们今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做好工作。”
9月17号，黄永胜在西山前敌指挥部，他站起来对着墙上巨大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军用地图，愤愤地大声说：“跑什么跑？！真是害死人呀！”黄永胜认为林彪出逃是下策，还要牵连很多人。在以后的揭批运动中，一大批军队干部被清洗。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都判了重刑。军队干部重新洗牌。
9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为了减小林彪出逃对社会的震动，这个文件先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干部，9月28日传达到地师级，10月6日，通报到县团级。
“9·13”事件迷团重重
虽然中共中央对“9·13”事件作了结论，但是很多疑团没有解释，一些重大问题存在争议：
第一，林彪是否参与了谋害毛泽东的军事政变？
官方认为，林彪参与了谋害毛的政变，证据是他亲笔写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9月8日”。
一些研究者认为林彪没有参与政变。“九八手令”是别人摹仿他的笔迹写的。林彪签发的文件不少是让别人用他的笔迹代签的。林立果、周宇驰都曾练习过林彪的字迹，毛家湾也有人练习过。事后发现“九八手令”有三个：第一个是9月13日清晨，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在怀柔直升机迫降现场发现被周宇驰撕碎的纸片。经公安部拼接，缺失三分之二，上用红笔写着：“盼照……宇驰同……的命……林，九月八日。”是竖写的。写在一张16开白纸上。第二个手令是9月16日，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等在北戴河的96楼清理出一张32开大的白纸，上面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林，九月八日。”第三个手令林立果给关光烈看的，是“横写的”。 林彪不可能写三个手令，摹仿者多写几张是可能的。
林彪如果搞武装政变为什么不动用军委统帅部的指挥机构？为什么不动用他的亲信黄、吴、李、邱？林彪是大军事家，在他指挥的战争中总是十拿九稳，务求必胜，林立果等搞的那一套像儿戏，和林彪作战的风格完全不同。
第二，林彪是主动出逃还是被叶群、林立果挟持？
主流意见认为，林彪是主动的出逃的。林立果“剌秦”失败，匆忙来到北戴河。他们都知道，出逃是一条生路。如果能在广州抵抗一阵，也许有点希望。但周恩来已下禁飞令，广州去不了了，国内已无立足之地，只有逃往境外。林彪知道，这一行动将使他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在进退两难的抉择中，最终考虑一家人的生命，还是顺从了叶群、林立果的意见。
李文普回忆：大约23点以后，叶群叫我到林彪卧室，她先进去跟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说：“今晚反正也睡不着了，准备马上夜航到大连去，到大连一个星期就回来，有些东西可以不带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林彪内勤陈占照证明：23点50分左右，林立果、叶群、刘沛丰一起到林彪客厅。过了一会儿，叶群和林立果走出来。林彪又打铃，对我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住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两人证明，林彪不是吃了安眠药被绑架走的。林彪自己从简易舷梯上爬进机舱说明林彪不是被绑架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骗走的。邱会作认为，叶群对林彪封锁消息，一切都由她决定了。在林立果看到走投无路时，就下了毒手反林彪挟持外逃了。 林彪是不可能外逃的。
“9·13”发生的当夜，邱会作在与李作鹏在京西馆聊天时说：如果林彪决心要走，临走时下命令，在短时间内，也会大乱的呀!看起来是高明夫人脑子想歪了，把林彪搞走了，真是糊涂透项了。邱会作在回忆录中还认为，林立果看到林彪走投无路时，就下了毒手把林彪挟持外逃了。
邱会作只是分析。林立衡提出了一些证据。也有人提出了证据。张恒昌回忆：首长吃了安眠药，比平时晚睡了15分钟。是从床上拽起来。穿衣服时还迷迷糊糊，没有一点自主动作，完全由我们俩摆布。林彪卫生员小张（恒昌）给林立衡爱人张清林电话：“他们（指叶群、林立果）正在床上拽首长，情况十分紧急！首长马上就要被拽走了！汽车再有十分钟就开动了！你们快。快，快呀……”
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用林彪的内勤服务员陈占照、张恒昌在“9·13”后给专案组写的证明材料，否定了林彪已吃安眠药睡下后被叶群拽起的情节。
第三，官方意见说，林彪等要在广州另立中央搞南北割据。很多人对此质疑。
文革史研究专家余汝信在《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罪名考释》一文中指出，“所谓‘南逃广州’仅仅是林立果的亲信周宇驰和王飞的自说自话，无证据证实这是林彪本人的意图”，“‘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是‘小舰队’核心成员非常仓促的临时决定，未及付诸行动便已夭折。”质疑者问：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得有点准备吧？这种准备工作当然是广州军区的领导人（他们都是林彪在四野时的部下）来做。丁盛说：“当时，我是广州军区司令，主要负责人之一。刘兴元是政委，孔石泉、任思忠都是政委、副政委。我今天负责任地说，当时所有人都绝对不知道林彪南逃。”“我今天郑重声明：我不知道，刘兴元不知道，孔石泉、任思忠不知道，军区领导同志都不知道，我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作战部、司令部、政治部都不知道。因为没有的事情，从哪儿知道啊？没有嘛。至于林立果，他写的那个《571工程纪要》提到什么广州是‘借用力量’。他林立果写的关我们什么事？他爱怎么写，写了就是我们的罪呀？”接任丁盛的许世友在清查林彪死党时，也没有查到广州军区接应林彪南逃的证据。
丁盛在这本书中还讲了修建南湖宾馆的情况，这是汪东兴让广东给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修的。花了6000多万。“9·13事件”后硬说是给林彪修的，是林彪南逃后到这里住的。为此，丁盛在广州给汪东兴写信：你亲自坐镇，三番五次来。按你的指示搞的，你要说话呀？韦国清到广州以后，才肯定房子是给主席修的，不是给林彪修的。
第四，林立衡向中央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出逃，中央主要领导人为什么没有阻止？
李作鹏认为：“周恩来在全面掌控北戴河林彪、叶群的动向和企图，全面掌控山海关机场和256号飞机的情况下，未采取果断措施，‘致使林彪得以乘飞机叛逃’更符合历史的事实。”李作鹏还认为，周恩来在处理山海关机场“9·13”事件的过程中，有重大失误。既未及时指示北戴河的8341部队控制林彪的交通工具，又没有采取诸如关闭山海关机场，控制三叉戟飞机，软禁空军机组人员等措施。李作鹏还推测：周恩来“未能采取果断措施，可能还有更深的原因和背景。林彪得以趁机外逃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到底林彪趁的什么‘机’？到底是想‘真拦’还是想‘真放’？为什么要放？谁又是真正放跑和希望放跑林彪的人？这个事件的背后是不是还有文章？历史最终会解开这重重迷团。”
1980年3月20日，林立衡和女婿张清林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了一个材料，这个材料记述了9月12日晚，他们向8341部队和北京的张耀祠五次请求，请求用部队阻止林彪一行从北戴河逃走的情况，但部队没有阻止。中央让林立衡和张清林也跟着上飞机，跟着走。
据林立衡这个资料和李作鹏的看法，有的研究者认定，是毛、周有意放走林彪，是一个大的政治阴谋。林立衡从北戴河的报告到汪东兴那里，毛第一时间就知道此事，有意让林彪充分暴露。周恩来对毛的意图心领神会，抓住那架飞机穷追不舍，只是虚晃一枪，说要到北戴河看林彪。使叶群更加仓促，却没有采取阻拦措施。
更多的研究者否定“阴谋说”。因为林彪一行出逃是突发事件，这事出于毛、周意料之外。多年来一直宣传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不了解上层政治斗争内幕的部队官兵，没有中央的明确指示，哪敢擅自武力阻止林彪出行？张耀祠回忆说：23时40分，张宏报告：“‘林彪他们调动汽车了。’我问张宏‘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张宏说：‘准备好了。’我对张宏说：‘他们走时，你们要跟上他们，特别要注意他们去的方向。’”张耀祠没有让张宏阻止林彪车队逃跑。为什么：张耀祠说：“这事还没有报告毛主席，中央还没有指示，我只能向张宏交待注意林彪去的方向。”
第五，林彪想叛逃苏联吗？
官方意见认为，林彪就是叛国投敌，是汉奸、卖国贼。另一种意见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的动机，“9·13事件”以后多年来，没有证据表明林彪等出逃之前他们与苏联或蒙古官方有过有关联系。说林彪叛逃苏联的证据只有李文普提供的一句话。这句话在“9·13事件”半年以后专案组审查他时交待的。他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要飞多长时间？”他才发现他们不是去大连，而是要叛逃苏联，才跳下了车。林彪作为一个军事家，那几年又一直把苏联当主要敌人，不可能不知道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林彪办公室保密员李根清回忆，1969年，林彪站在“三北”地图边，有时干脆踩到地图上，或者坐下拿放大镜看，看图很仔细。特别叫我找出伊尔库茨克，让我拿尺子量一量，量北京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以此计算导弹飞行时间。林彪计算苏联从伊尔库茨克发射导弹到天安门的位置要9分钟，也就是说，我们有9分钟的预警时间。
但也不能否定林彪出逃苏联。林立果“剌秦”失败，闯下了弥天大祸，林彪一家只能逃到境外才能避祸。到境外只有能选择香港和苏联。事实上飞机就在逃往苏联的路上失事。当然，即使是林彪主动出逃苏联，也不是“叛国”，而是“政治流亡”。
第六，飞机起飞到坠毁这段时间，在飞机上发生了什么？飞机为什么在空中绕大圈？
256号三叉戟飞机所属的专机组的师长、专机驾驶员时念堂，运用他对这架飞机的熟悉情况和专业知识，著文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按照正常的飞行规则、程序，它必须在上升到100米至150米之间转弯到航线的航向上去、即目的地的方向上去，然后再继续爬高，到达预定的高度之后，再改为平直飞行。完成这个过程，在三叉戟飞机来说，只需要几十秒钟的时间。而林彪叛逃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完成这个过程却用了二十来分钟的时间！
那么，在这样长的时间内，256号三叉戟飞机，又在哪些航向上稳定过呢？第一阶段：飞机起飞的方向与去广州的航向基本一致。飞机在这个航向上稳定了四分钟左右；第二阶段：飞机又稳定了4分钟左右，且平直飞行，是从山海关回到北京的航向。时念堂当时正在西郊机场。从雷达员那里获悉这个航向后，已经认为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返回北京。第三阶段：飞机的航向从290度越过叛逃航向325度而到达航向340度。第四阶段：飞机稳定在叛逃航向上即325度上。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在空中画了一个硕大的问号。这个硕大的问号，也向人们提出了一大堆问题：1，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的时候，仅剩下了12．5吨的油料。这些油料仅是飞到苏联所需油料的一半左右。林彪要去苏联，就得最大限度地节省油料作直线飞行。然而，飞机却在空中绕大圈浪费油料。这是为什么？2，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首先稳定在去广州的航向上。林彪一伙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是否曾经想去广州？如果是，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了航向？是否得知周恩来已经封锁所有机场，无法去广州？3，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后，还曾经稳定在回北京的航向上。飞机上是否有人曾经想回北京？如果是，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改变了航向？4，飞机的航向曾经从290度越过叛逃的航向325度到达340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古怪航向？这是要干什么？飞机上是否发生了争斗？飞机起飞后，周恩来曾经通过航空联络系统对林彪喊话，希望他回来。林彪是否听到了周恩来的喊话？如果听见了，他是怎样表示的？
如果找到了黑黑匣子，这些疑团就可解决。所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是从中央发动机进气口处炸断的。飞机的机尾，被抛在离着陆点500米的地方，这是全机中最大的一块没有燃烧爆炸的金属物。因此，可以断定：装在这里面的飞机状态记录器黑匣子会完好无损且不会被抛出去。在机头部位，盛着语音记录器黑匣子的架子，也仍然完好无损，因此也可以断定：语音记录器也不会损坏。但是，多年来最为重要和最为敏感的两件黑匣子都不见了。潘景寅死后，先是作为林彪死党和叛徒追查的。后来，邓小平将其定为“正常死亡“。潘景寅在空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他有没有企图把飞机开往别处？邓小平是否从黑匣子得知潘的言行才改变对潘的定性？但是，据蒋健先生研究，在林彪乘座的这架飞机上，根本没有“黑匣子”。蒋健对这架飞机比这个师的师长、专机驾驶员时念堂还熟悉？
尽管“9·13”事件迷团重重，对林彪事件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看法是一致的：林彪出逃机毁人亡是事实。这件事不仅是当代中国上最大的政治丑闻，也是当代全世界最大的政治丑闻。这件丑闻不仅给毛以沉重的打击，也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每天都宣传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每天都让人们祝福他“永远健康”的副统帅，竟然出逃摔死！这给中国人以强烈的震动。这一震动粉碎了文革以来官方制造的一切谎言。
林彪事件这样的惊天丑闻，在民主制度下是不会发生的，它是极权制度阴谋政治的产物。正是极权制度阴谋政治，这个事件给人们留下的种种疑问，恐怕永远也不会有答案。
第二十四章
批林整风：批左还是批右
……
毛泽东起用邓小平
毛泽东和周恩来共事一生，斗争不止。毛泽东离不开周恩来，从来没有相信过周恩来，却相信邓小平。他为什么相信邓小平呢？这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会议，“左倾冒险主义者”认为要坚决攻打大城市，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指导思想，被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剥夺了军权。1933年，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以后，继续反对毛泽东的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主张。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在中央苏区的毛泽覃（毛泽东的弟弟）、谢唯俊、古柏，也和邓小平一样，反对左倾冒险的中央苏区的领导。于是，中央苏区的领导人就组织了对邓、毛、谢、古的斗争。1933年3月5日，在临时中央和中央派员的主持下，中共江西省委通过了对邓、毛、谢、古的决议，给他们以组织处分。邓小平的女儿毛毛说：“在40年后，这个三十年代发生的事件，却成为决定父亲政治生命的相当重要因素，而且是积极的因素。”，邓小平等四人挨整，是因为他们执行了毛泽东的主张，所以这件事毛泽东记了一生。这四人中三人已经不在世，只剩下了邓小平。
1949年以后，邓小平继续坚持执行毛泽东的政策和路线。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邓小平是坚决的执行者；1958年大跃进，周恩来因反对“冒进”，遭到毛泽东的痛斥，差一点辞职，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代替了国务院的职能，坚定执行毛泽东的政策；1963年以后，批评修正主义，和苏联开展斗争，邓小平又站在第一线，坚定支持毛泽东的路线。
1965年秋，周恩来告诉王稼祥，毛主席委托他打招呼：“近期人事变动很大，党中央的主要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
文革初期，邓小平和刘少奇在派工作组问题上违背了毛的意志，被说成“刘邓司令部”，但毛一直将邓小平和刘少奇区别开来。1967年5月，毛泽东刚从外地回北京，让汪东兴来看邓小平。毛泽东让汪东兴转达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毛泽东写信。不久，毛还见了邓小平一次。”
邓小平也知道毛对他抱有希望，一次一次地深刻检讨，一次又一次地保证“永不翻案”：
1971年11月6日，邓小平和卓琳夫妇被通知去工厂参加一个会议。他们回来后十分兴奋。卓琳把女儿拉到厨房，悄悄在女儿的手心上写了４个字：“林彪死了”。原来他们听了“9·13”事件传达。这天晚上，邓小平全家高兴地坐在一起打扑克，一直玩到深夜。
邓小平看到了中国政治将要出现转机。1971年11月8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除了对毛表示忠诚以外，要求给他安排工作，没有得到毛的表态。
1972年8月3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他在信中说林彪历史上犯了两次错误，“一次是在长征中，他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1968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完全知道，象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
８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这封信作了批示：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的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讲一遍。
毛泽东
七二年八月十四日
毛泽东的批示，解除了对邓小平的禁锢。经有关部门的妥善安排，他带着全家老小到井岗山和赣南旧地重游，一路上受到了党政军要员的热情接待。1973年2月22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北京。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973年４月１２日，邓小平出席周恩来为西哈努克和夫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中公开亮相。有了毛泽东的信任，邓小平一路高升。毛让邓复出的本意是让邓替代周。和当时中央的几个人相比较，邓也是周可以接受的人物。但文革派却阻挠。
邓小平多次承诺“永不翻案”，上台以后就彻底翻案，中国人他这种作为对多有微词。我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说过：“‘永不翻案’这个承诺对他的复出十分重要。”
赵紫阳身边工作过的李湘鲁，用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论为邓小平辩解。韦伯说，政治家有两种伦理，一种叫信念伦理，一种叫责任伦理。责任伦理同意你说“永不翻案”转脸就翻案，因为你要履行政治家的“大责任”；信念伦理就是要坚守底线，坚持自己的信念。邓小平选择了责任伦理；赵紫阳选择了信念伦理。我的这段话是1995年写的，现在看来对邓评价高了一些，但和李湘鲁的看法是相通的。
1974年1月18日，邓小平参加了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这个小组的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两天以后又增加了苏振华。
1974年3月，联合国第6次特别会议召开在即，出席这个会议的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主管外交的周恩来参加是顺理成章的，据说，周也希望在有生之年去一趟联合国，他曾不止一次向人流露过这种想法。3月25日，毛让邓小平出席联大。江青却出面阻挠。27日，毛批示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1974年10月４日，正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身在武汉的毛泽东，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用电话向王洪文传达，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毛这一提议引发了中共高层内部的斗争。江青不答应，企图阻挠邓小平进入权力中枢。
在缺乏继承人民主选拔机制这一点上，毛时代的政治体制和历代王朝有着相似之处：最高领导者一人具有绝对的决定权。这样，在他生前，献媚和阴谋环绕；在他身后，对立和争夺不停。林彪死后，顺理成章应是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但毛对周不放心，曾想让王洪文接班，张春桥辅佐，但这两个人党内高层很难接受，于是选定邓小平。
毛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离“见马克思”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谁接他的班，成了毛最为紧迫的问题。毛虽然在选择接班人这件事上有绝对的决定权，但他必须考虑到他选定的接班人在他身后能不能站得住。张春桥最能领会毛泽东的思想，对文革最坚定，庐山会议上的风波已经表明张春桥很难被军政官僚们接受，毛只能安排他当副手。江青虽然在同刘、林的斗争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她控制不往感情，又偏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在不到两年的考察中，王洪文的表现使毛失望，更重要的是高层军政要员不愿意接纳王洪文，说他是“儿童团”。老干部极力让邓小平进入接班人的位置。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符合干部们的要求，也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人选作的安排，那时周恩来身患癌症已两年多了。
“十大”后，叶剑英向毛提议，让邓小平兼任军队工作，并进中央政治局。毛泽东表示可考虑。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一）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二）任命张春桥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小平在治党、治政、治军方面“人才难得”，也容易被上层军政要员接受。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几个人集体接班，分工协作，是当时的方案。周恩来住院以后，毛安排王洪文负责党务工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邓小平负责国务院和外事，张春桥负责意识形态并在军队兼任政治部主任。王、邓、张三人核心，王、张二人坚持文革路线，邓小平主持实务，这大概是毛的愿望。但王、张二人远不是邓的对手。本来邓是排在王后面的中央副主席，王主持中央工作，不久就被派到上海“蹲点”，由邓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和张春桥势同水火，无法合作，毛不得不选华国锋，希望张春桥安心当副手。最终还是在军政官僚集团中有深厚基础的邓小平取胜，但老资格的陈云不服邓，邓又年纪太大，他只好放弃当一把手的名义，掌握一把手的权力。这是后话。
第十次党代会和军区司令互调
1973年8月24日到28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十大是由于林彪事件而提前召开的。8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决议：批准中央专案组将林彪永远开除党籍，陈、黄、吴、叶、李、邱和李雪锋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建议。
和九大一样，十大也是秘密召开的。十大预备会是各省市分别开的。天津代表团团长解学恭说，我们一到北京，总理就要求保密，说这是主席的指示，一句话，一片纸都不能露到外面去。他说：苏联派了很多特务，大使馆五六十辆汽车到处转，又骑自行车转，还偷走了两个邮箱，也没有搞到我们的情况。
十大肯定九大路线，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肯定了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估计。十大没有什么创新，是为了防止因林彪事件而否定了九大路线，完全是九大的延续。
官方文革史认为，十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按这个说法，文革前8年不存在“四人帮”，而“林彪集团”也只存在于1969年4月到1971年9月。而文革持续了十年。那么，官史这一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说的“反革命集团”就是指“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就不符合实际。
林彪事件以后，从林彪住处查出一些资料，其中有一些军队领导人给林彪的信。如许世友、杨德志、韩先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给毛、林、周的信被林扣在北戴河住处。又发现十大刚当上党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也曾给林彪写过信。还有在1967年冲击军队时，有些军区领导人写信给林彪，发泄对中央文革的不满情绪。毛泽东对手握重兵的军区司令们是否忠诚深怀忧虑。解除他们对当地军队的控制权是最安全的办法。“兵无常帅，帅无常兵”是中国古代防止藩镇割据的老办法，毛泽东对此是烂熟于心的。他决定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1973年12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这个决定。他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毛泽东建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于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便一起唱了起来。
十大是由于林彪事件而提前召开的。8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决议：批准中央专案组将林彪永远开除党籍，陈、黄、吴、叶、李、邱和李雪锋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建议。
和九大一样，十大也是秘密召开的。十大预备会是各省市分别开的。天津代表团团长解学恭说，我们一到北京，总理就要求保密，说这是主席的指示，一句话，一片纸都不能露到外面去。他说：苏联派了很多特务，大使馆五六十辆汽车到处转，又骑自行车转，还偷走了两个邮箱，也没有搞到我们的情况。
十大肯定九大路线，肯定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肯定了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估计。十大没有什么创新，是为了防止因林彪事件而否定了九大路线，完全是九大的延续。
官方文革史认为，十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了“四人帮”。按这个说法，文革前8年不存在“四人帮”，而“林彪集团”也只存在于1969年4月到1971年9月。而文革持续了十年。那么，官史这一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说的“反革命集团”就是指“四人帮”和“林彪集团”）就不符合实际。
林彪事件以后，从林彪住处查出一些资料，其中有一些军队领导人给林彪的信。如许世友、杨德志、韩先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给毛、林、周的信被林扣在北戴河住处。又发现十大刚当上党中央副主席的李德生也曾给林彪写过信。还有在1967年冲击军队时，有些军区领导人写信给林彪，发泄对中央文革的不满情绪。毛泽东对手握重兵的军区司令们是否忠诚深怀忧虑。解除他们对当地军队的控制权是最安全的办法。“兵无常帅，帅无常兵”是中国古代防止藩镇割据的老办法，毛泽东对此是烂熟于心的。他决定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1973年12月1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这个决定。他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毛泽东建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于是，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便一起唱了起来。
第二十七章
“四五运动”
邓小平1975年的“全面整顿”，反映了人们要求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国民经济的要求，虽然坚持文革立场的人们的不满意，却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护。因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不但没有实现毛泽东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愿望，反而增加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感，强化了人们对文革派、对毛泽东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终于酿成了一场政治风暴。这场政治风暴的引爆点是周恩来逝世和对周恩来的悼念。
围绕悼念周恩来活动的斗争
1976年1月，在文革派步步进逼、邓小平一次又一次地作检查的时候，周恩来已经病危。
1月1日，《诗刊》、《人民日报》和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毛泽东的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就在这一天，生命垂危、长期处于昏睡状态的周恩来，一度清醒过来。他从广播中听到毛泽东的诗词，示意工作人员买来诗词本，并听读这两首词。听后，要求将诗词本放在枕边。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305医院逝世，终年78岁。
周恩来是毛泽东搞文革重要的助手。在文革前6年，他忠实地贯彻执行毛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指示。虽然那几年周恩来一直处于文革政治舞台的中心，但那时人们对文革还不反感。所以，周恩来没有因大力支持文革而留下不好的印象。林彪事件以后，文革的问题逐渐暴露，对文革持消极态度甚至反对文革的人越来越多。而此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在批判林彪的方向上产生了分歧，对文革反感的人自然站在周恩来这一边。虽然1973年上层内部批判周，但普通群众不知道，周在公众中的形象没有受到损害。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周恩来处于挨整的地位。他是在挨整中逝世的，必然引起广泛的同情。在全国各地，一些对文革不满的人们，自发地开展悼念活动。
在两种力量激烈角逐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死在毛泽东之前，对文革派是有利的，他们一定窃喜。然而，文革派不懂民意，甚至逆民意而动。他们限制纪念周恩来的规模，极力减小周恩来的影响。他们当然明白，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是表达某种不满。他们没有想到，越是压制，不满情绪越是强烈。
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太平间举行。过去国家领导人遗体告别在太和殿、劳动人民文化宫。为什么周恩来的告别仪式不在这些庄严、宽敞地方，而在这样狭窄的地方呢？对这种有意降低规格的作法，群众很不满意。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惟独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甚至在遗体前东张西望。中国人对后妃干政历来反感，群众对江青这几年的作为早就不满，她在遗体告别时的表现，激起了不少人的愤怒。
根据上级的要求，很多单位限制悼念活动，声称不要让悼念活动干扰了反击右倾翻案运动的大方向。在全国许多地方和单位，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周恩来遗像。这“五不准”使对文革不满的人、甚至中间群众怒火中烧。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由王洪文、汪东兴、邓颖超以及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周恩来生前友好等护送到八宝山公墓火化。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上，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街道两旁，肃立在寒风中，送别周恩来。缓缓前进的灵车，开到哪里，哪里就一片哭声。有人跪在灵车前痛哭。人们什么哭周恩来？周恩来对待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个人生活也很检点，和邓颖超白头到老，没有子女，给公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死后还遭压制，引起了广泛的同情。但这还不是根本原因，30年后鮑彤 一语道破：“不是因为他们多么了解周恩来，而是因为他们太了解毛泽东。悼周的全部意义在于对毛失去信心。”当局深知，表面上悼周，深层是反毛。所以，当局千方百计压制悼周，也就是千方百计地保护毛。
1月15日，全国下半旗志哀。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追悼会后，遵照周恩来的遗愿，将骨灰撒向北京、天津以及山东北部的黄河入海口处。由于毛泽东曾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人们期待毛泽东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但毛说：“我也走不动了。”群众对毛不参加追悼会不满意，连北京卫戍区原司令员吴忠将军也不理解，他在回忆中说：说病重，可是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还不断接见外宾呢？是多次接见外宾。既然可以接见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追悼会？不能参加遗体告别？
1月16日，姚文元砍掉了新华社原定要发表的群众悼念周恩来活动的综合报道。28日，江青扣压了纪录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在限制群众悼念周恩来的同时，加紧对邓小平的批判，通过批判邓小平影射周恩来。
当权者一旦违背民意，必然在民间产生逆反心理。从１月到４月，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有增无减。收集、悬挂周恩来的照片成了反抗文革派的一种方式。
在文革最后两年，有两种力量在博奕：一是要求恢复社会秩序、发展国民经济，因而要求尽快结束文革的力量；一是坚持继续革命理论、保卫文革成果的力量。前一种力量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后一种力量以江青等上层文革派为代表，下面有早期进入了各级革委会、在以后的几波斗争中受到打压的造反派头头和一些相信继续革命理论的人。随着文革的失败，前一种力量日益强大，后一种力量日益衰减。在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中，不仅前一种力量显示了强烈的态度，后一种力量也没有消停。在郑州，曾经演出两种力量的现场搏斗。
北京天安门广场历来是民众抗议运动的中心舞台。4月2日，中国科学院109厂的职工组织游行，用四辆卡车开道，抬着献给周恩来、陈毅、杨开慧的几个大花圈，四幅巨匾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为了防止花圈被搬走，北京重型机器厂的工人用钢条焊制了直径四米的花圈，当大卡车把花圈拉来时，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长安大道南侧，广场上的花圈从纪念碑摆到国旗杆下。大道北侧，天安门下的观礼台上也摆满了各种花圈。最大的花圈直径超过七米。从前门通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路旁柏树上和人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周围的树丛里，白花层层叠叠，一片雪白，全是民众离开广场时留下的。广场上到处是挽联、诗词、传单，大多是针对文革派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挂着高约两米的四块巨大诗牌，上面写着批评文革派的诗词。有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喻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要垮台：“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这是群众对官方的反叛，是对毛泽东的反叛。这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面对的规模最大的和平反叛。
1月1日，《诗刊》、《人民日报》和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毛泽东的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岗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就在这一天，生命垂危、长期处于昏睡状态的周恩来，一度清醒过来。他从广播中听到毛泽东的诗词，示意工作人员买来诗词本，并听读这两首词。听后，要求将诗词本放在枕边。
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305医院逝世，终年78岁。
周恩来是毛泽东搞文革重要的助手。在文革前6年，他忠实地贯彻执行毛关于文革的一系列指示。虽然那几年周恩来一直处于文革政治舞台的中心，但那时人们对文革还不反感。所以，周恩来没有因大力支持文革而留下不好的印象。林彪事件以后，文革的问题逐渐暴露，对文革持消极态度甚至反对文革的人越来越多。而此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在批判林彪的方向上产生了分歧，对文革反感的人自然站在周恩来这一边。虽然1973年上层内部批判周，但普通群众不知道，周在公众中的形象没有受到损害。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周恩来处于挨整的地位。他是在挨整中逝世的，必然引起广泛的同情。在全国各地，一些对文革不满的人们，自发地开展悼念活动。
在两种力量激烈角逐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死在毛泽东之前，对文革派是有利的，他们一定窃喜。然而，文革派不懂民意，甚至逆民意而动。他们限制纪念周恩来的规模，极力减小周恩来的影响。他们当然明白，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是表达某种不满。他们没有想到，越是压制，不满情绪越是强烈。
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太平间举行。过去国家领导人遗体告别在太和殿、劳动人民文化宫。为什么周恩来的告别仪式不在这些庄严、宽敞地方，而在这样狭窄的地方呢？对这种有意降低规格的作法，群众很不满意。在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所有的人都神情悲痛，惟独江青，不但不行脱帽礼，甚至在遗体前东张西望。中国人对后妃干政历来反感，群众对江青这几年的作为早就不满，她在遗体告别时的表现，激起了不少人的愤怒。
根据上级的要求，很多单位限制悼念活动，声称不要让悼念活动干扰了反击右倾翻案运动的大方向。在全国许多地方和单位，不准群众戴黑纱，不准送花圈，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挂周恩来遗像。这“五不准”使对文革不满的人、甚至中间群众怒火中烧。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由王洪文、汪东兴、邓颖超以及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周恩来生前友好等护送到八宝山公墓火化。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上，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街道两旁，肃立在寒风中，送别周恩来。缓缓前进的灵车，开到哪里，哪里就一片哭声。有人跪在灵车前痛哭。人们什么哭周恩来？周恩来对待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个人生活也很检点，和邓颖超白头到老，没有子女，给公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死后还遭压制，引起了广泛的同情。但这还不是根本原因，30年后鮑彤 一语道破：“不是因为他们多么了解周恩来，而是因为他们太了解毛泽东。悼周的全部意义在于对毛失去信心。”当局深知，表面上悼周，深层是反毛。所以，当局千方百计压制悼周，也就是千方百计地保护毛。
1月15日，全国下半旗志哀。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追悼会后，遵照周恩来的遗愿，将骨灰撒向北京、天津以及山东北部的黄河入海口处。由于毛泽东曾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人们期待毛泽东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但毛说：“我也走不动了。”群众对毛不参加追悼会不满意，连北京卫戍区原司令员吴忠将军也不理解，他在回忆中说：说病重，可是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还不断接见外宾呢？是多次接见外宾。既然可以接见外宾，为什么不能参加追悼会？不能参加遗体告别？
1月16日，姚文元砍掉了新华社原定要发表的群众悼念周恩来活动的综合报道。28日，江青扣压了纪录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在限制群众悼念周恩来的同时，加紧对邓小平的批判，通过批判邓小平影射周恩来。
当权者一旦违背民意，必然在民间产生逆反心理。从１月到４月，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有增无减。收集、悬挂周恩来的照片成了反抗文革派的一种方式。
在文革最后两年，有两种力量在博奕：一是要求恢复社会秩序、发展国民经济，因而要求尽快结束文革的力量；一是坚持继续革命理论、保卫文革成果的力量。前一种力量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后一种力量以江青等上层文革派为代表，下面有早期进入了各级革委会、在以后的几波斗争中受到打压的造反派头头和一些相信继续革命理论的人。随着文革的失败，前一种力量日益强大，后一种力量日益衰减。在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中，不仅前一种力量显示了强烈的态度，后一种力量也没有消停。在郑州，曾经演出两种力量的现场搏斗。
北京天安门广场历来是民众抗议运动的中心舞台。4月2日，中国科学院109厂的职工组织游行，用四辆卡车开道，抬着献给周恩来、陈毅、杨开慧的几个大花圈，四幅巨匾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为了防止花圈被搬走，北京重型机器厂的工人用钢条焊制了直径四米的花圈，当大卡车把花圈拉来时，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发出了热烈的欢呼声。长安大道南侧，广场上的花圈从纪念碑摆到国旗杆下。大道北侧，天安门下的观礼台上也摆满了各种花圈。最大的花圈直径超过七米。从前门通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路旁柏树上和人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周围的树丛里，白花层层叠叠，一片雪白，全是民众离开广场时留下的。广场上到处是挽联、诗词、传单，大多是针对文革派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挂着高约两米的四块巨大诗牌，上面写着批评文革派的诗词。有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喻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要垮台：“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这是群众对官方的反叛，是对毛泽东的反叛。这是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面对的规模最大的和平反叛。
广场反叛的深层：思想的反叛
壮阔而激烈的广场运动反映了社会民意。民意的深层是社会思潮。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在多数人随着大势狂奔的时候，总是有少数人读书，思考，探索。随着运动的发展，狂奔的方向不同，思考的内容也在变化，但其中贯串一条主线，那就是对官僚特权的批判，对社会制度的批判。经过八年的反复折腾，各类人群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原来狂热的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探索的人更多一些。在“四五运动”的热潮的深层，一些与主流不一致的思潮在涌动。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李文博贴出大字报：《公社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李文博在大字报中提出了“彻底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大字报说：“巴黎公社的原则主要有两条：第一，官吏的工资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第二，人民有权随时罢免官吏。总之，人民需要一个廉价的、廉洁的政府。”在李文博的大字报的鼓舞下，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在出版了《新思潮》杂志。这个杂志主张“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无产阶级专政”。
与李文博同时的还有中国科技大学“红炮班”、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生乔兼武、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刘握中、张立才等也提出了要改变制度的要求。
1967年6月11日，北京市中学生的《四三战报》上发表题为《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
1968年1月，杨曦光以“湖南战马嘶鸣”的署名写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并且以传单散发。文章中说，“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革委会成立以后，“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所以，必须“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
以上这些社会批判思潮都认定，文革前17年的制度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制度下，新阶级——特权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特权阶级和劳动者阶级是对立的两个阶级。文革初期，他们认为文革就是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文革进行了七八年以后，他们认为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所以，有的鼓动反对革委会，有的认为要通过多次文化大革命来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此时，作为权力机构的革委会，必然要对反对它的力量进行镇压。
当时，西方国家一些现代政治的著作没有翻译成中文公开出版，自由主义理论被封锁，青年们能够读到的书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现存秩序的武器。它那尖锐批判的耀眼灵光，深深地吸引着不满现实的青年思想者。青年们只能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特权现象，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思想理想化。这样的思潮必然是极左的。毛泽东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也属此类。对17年制度的批判，对特权的厌恶，是众多人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这种思潮来自马克主义的国家学说，也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密切相关。
林彪事件给青年思想者以强烈的震撼。他们开始反思前几年文革历程，反思文革前17年的制度缺陷，这使社会批判思潮有了新的进展。它汲取了极左思潮的养料，但它再不是极左思潮；它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它不再受马克思主义的约束。它开始向右了。在林彪事件以后的社会思潮，虽然批判的矛头还是指向特权，但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提出了民主与法制的诉求，发出了人权和自由的呼喊。
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王申酉，却在1976年悟出了超出那个时代的思想。王申酉认为，与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另一条路线，是“或多或少从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的言论、行动中表达出来的路线。”这条路线是“让价值规律起最大的历史有益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他批评毛泽东：“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历史必然性及其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条件的认识是很不足的。”他主张“充分发挥利润的作用。”在“四人帮”被捕的那个月，王申酉再次被捕，1977年4月3日，他死在华国锋政权的枪口之下。
1974年11月，广州街头闹市区贴出了长篇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引起了轰动。这篇大字报署名“李一哲”，是一个集体的名称。《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一文尖锐批判特权。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法天的迫害和镇压，文章提出了民主和法制的诉求。文章指出文革指导思想存在“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应当怎样保护人民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权利呢？”他们的答案是：“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现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动派只是一股逆流。”
1974年11月至1975年2月，四川省万县张闯、牟其中、刘忠智等十多名青年，组织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发表了《中国向何处去？》《从文化革命到武化革命》《社会主义由科学到空想的倒退》等文章，他们主张要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认为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是“封建法西斯复辟”的经济基础。牟其中说：“我对毛主席无限崇拜。当我发现他违背了马列主义，并顽强地坚持这些错误时，毛主席那种‘神’的灵光在我心中暗淡了。我痛苦极了，犹如发现红衣主教蒙泰理尼欺骗了自己一样。 ”
在1976年春天，文革的败局已定。维护制度的思潮以“我早就说过了”的先知者姿态站了出来，活跃起来；批判制度的思潮有的转向民主。
陈子明认为，“四五运动”实际是两股社会思潮合流，一部分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工人，他们强烈批判文革，希望回到1957年以前的状态。另一部分是这次运动的先锋，他们是青年工人、知识青年，他们属于新的、民主的、现代化社会思潮。第一部分思潮的人占百分之八九十，第二种思潮的人占百分之十到二十。 青年先锋分子，他们只是运动洪流中的“小团粒”，他们“粘结”着众多文革造就的对现实不满的人群。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其矛头都指向文革，指向文革派的代表人物江青、张春桥，其中激进分子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指向毛泽东那一代人创建的制度。当时最令人震撼的呼声：“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这是署名“黄隼”的自由体诗中的一句话。
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在多数人随着大势狂奔的时候，总是有少数人读书，思考，探索。随着运动的发展，狂奔的方向不同，思考的内容也在变化，但其中贯串一条主线，那就是对官僚特权的批判，对社会制度的批判。经过八年的反复折腾，各类人群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原来狂热的人们开始冷静下来，思考、探索的人更多一些。在“四五运动”的热潮的深层，一些与主流不一致的思潮在涌动。
1966年10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学生李文博贴出大字报：《公社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李文博在大字报中提出了“彻底革新社会主义制度，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大字报说：“巴黎公社的原则主要有两条：第一，官吏的工资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第二，人民有权随时罢免官吏。总之，人民需要一个廉价的、廉洁的政府。”在李文博的大字报的鼓舞下，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在出版了《新思潮》杂志。这个杂志主张“彻底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完善无产阶级专政”。
与李文博同时的还有中国科技大学“红炮班”、北京大学东语系学生乔兼武、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的刘握中、张立才等也提出了要改变制度的要求。
1967年6月11日，北京市中学生的《四三战报》上发表题为《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
1968年1月，杨曦光以“湖南战马嘶鸣”的署名写了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并且以传单散发。文章中说，“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革委会成立以后，“新政权仍然是旧官僚在里面起主要作用，……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所以，必须“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
以上这些社会批判思潮都认定，文革前17年的制度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在这种制度下，新阶级——特权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特权阶级和劳动者阶级是对立的两个阶级。文革初期，他们认为文革就是要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文革进行了七八年以后，他们认为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所以，有的鼓动反对革委会，有的认为要通过多次文化大革命来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此时，作为权力机构的革委会，必然要对反对它的力量进行镇压。
当时，西方国家一些现代政治的著作没有翻译成中文公开出版，自由主义理论被封锁，青年们能够读到的书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现存秩序的武器。它那尖锐批判的耀眼灵光，深深地吸引着不满现实的青年思想者。青年们只能用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特权现象，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思想理想化。这样的思潮必然是极左的。毛泽东说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也属此类。对17年制度的批判，对特权的厌恶，是众多人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这种思潮来自马克主义的国家学说，也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密切相关。
林彪事件给青年思想者以强烈的震撼。他们开始反思前几年文革历程，反思文革前17年的制度缺陷，这使社会批判思潮有了新的进展。它汲取了极左思潮的养料，但它再不是极左思潮；它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它不再受马克思主义的约束。它开始向右了。在林彪事件以后的社会思潮，虽然批判的矛头还是指向特权，但提出了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提出了民主与法制的诉求，发出了人权和自由的呼喊。
同样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王申酉，却在1976年悟出了超出那个时代的思想。王申酉认为，与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另一条路线，是“或多或少从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的言论、行动中表达出来的路线。”这条路线是“让价值规律起最大的历史有益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他批评毛泽东：“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历史必然性及其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历史条件的认识是很不足的。”他主张“充分发挥利润的作用。”在“四人帮”被捕的那个月，王申酉再次被捕，1977年4月3日，他死在华国锋政权的枪口之下。
1974年11月，广州街头闹市区贴出了长篇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引起了轰动。这篇大字报署名“李一哲”，是一个集体的名称。《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一文尖锐批判特权。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法天的迫害和镇压，文章提出了民主和法制的诉求。文章指出文革指导思想存在“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应当怎样保护人民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权利呢？”他们的答案是：“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现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动派只是一股逆流。”
1974年11月至1975年2月，四川省万县张闯、牟其中、刘忠智等十多名青年，组织了“马列主义研究会”，发表了《中国向何处去？》《从文化革命到武化革命》《社会主义由科学到空想的倒退》等文章，他们主张要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认为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是“封建法西斯复辟”的经济基础。牟其中说：“我对毛主席无限崇拜。当我发现他违背了马列主义，并顽强地坚持这些错误时，毛主席那种‘神’的灵光在我心中暗淡了。我痛苦极了，犹如发现红衣主教蒙泰理尼欺骗了自己一样。 ”
在1976年春天，文革的败局已定。维护制度的思潮以“我早就说过了”的先知者姿态站了出来，活跃起来；批判制度的思潮有的转向民主。
陈子明认为，“四五运动”实际是两股社会思潮合流，一部分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工人，他们强烈批判文革，希望回到1957年以前的状态。另一部分是这次运动的先锋，他们是青年工人、知识青年，他们属于新的、民主的、现代化社会思潮。第一部分思潮的人占百分之八九十，第二种思潮的人占百分之十到二十。 青年先锋分子，他们只是运动洪流中的“小团粒”，他们“粘结”着众多文革造就的对现实不满的人群。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其矛头都指向文革，指向文革派的代表人物江青、张春桥，其中激进分子将矛头指向毛泽东，指向毛泽东那一代人创建的制度。当时最令人震撼的呼声：“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这是署名“黄隼”的自由体诗中的一句话。
压制民情使抗议升级
4月4日是清明节，这是中国人纪念逝者的传统节日。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二百万人次以上。白色的花海，黑色的人潮，将整个天安门广场淹没。到处是诗词、悼文，拥挤的人们争相抄写，大声朗诵。
4月4日，在纪念碑西南角贴出了一篇声讨江青的重磅文章——《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吴忠回忆说：4日到晚上确实有一两个人，在纪念碑西南角，离我们小红楼一百多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在那里演讲，公开骂江青。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围得水泄不通。骂江青嗓子都哑了。吴忠说的演讲，大概就是陈子明和另一位青年念《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吴忠在4月4日深夜政治局会上说演讲的人抓起来了，抓的是接着陈子明念的那位青年，陈子明已离开了纪念碑。就在这个时候，山西青年工人王立山在天门安纪念碑上贴了一首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抄写和朗读的人也很多。
面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江青等提出“要立即清理花圈，逮捕‘反革命’。”
参加这个会议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是这样回忆的：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要求，4月5日凌晨，北京市出动150辆卡车，把广场上的花圈全部运走了，深夜留在广场上的人一部分人受到审问，少数人被带走。4月5日早上，人们看到的是广场上空空荡荡，没有一个花圈。广场周围围上了警戒线，不让人们进入。这一状况激怒了群众。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
4月4日，在纪念碑西南角贴出了一篇声讨江青的重磅文章——《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吴忠回忆说：4日到晚上确实有一两个人，在纪念碑西南角，离我们小红楼一百多公尺，我看得很清楚，在那里演讲，公开骂江青。周围的人越来越多，围得水泄不通。骂江青嗓子都哑了。吴忠说的演讲，大概就是陈子明和另一位青年念《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吴忠在4月4日深夜政治局会上说演讲的人抓起来了，抓的是接着陈子明念的那位青年，陈子明已离开了纪念碑。就在这个时候，山西青年工人王立山在天门安纪念碑上贴了一首诗：“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抄写和朗读的人也很多。
面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江青等提出“要立即清理花圈，逮捕‘反革命’。”
参加这个会议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是这样回忆的：
根据政治局会议的要求，4月5日凌晨，北京市出动150辆卡车，把广场上的花圈全部运走了，深夜留在广场上的人一部分人受到审问，少数人被带走。4月5日早上，人们看到的是广场上空空荡荡，没有一个花圈。广场周围围上了警戒线，不让人们进入。这一状况激怒了群众。十余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
激烈冲突，强制清场
为了处置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由北京卫戍区、北京市公安局、首都民兵指挥部成立了“联合指挥部”。“联合指挥部”办公处就在广场东南的一座小灰楼里，这本来是卫戍区警卫一师十三团第三营的营部，担任天安门广场警卫任务。。
吴忠回忆说：
大会堂东门，人很多，要花圈，把警卫团的一个参谋也打伤了，我留下来处理。大会堂负责人给我打电话告急，说紧张得很，参谋也被打了，怎么办？汪东兴也打电话，说群众冲大会堂东门。一会儿，张耀祠打电话说，吴司令啊，大会堂情况很紧张，你要保护大会堂的安全。张耀祠的电话引起我很大注意。他在毛主席身边，是自发给我打电话，还是毛主席知道了情况要他打的电话？但他没说是毛主席让打的。我想，恐怕毛主席知道了。于是就找马小六，动员民兵维持秩序，让群众下来，不要把冲突扩大。民兵出去，一点反应都没有，民兵的情绪和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的情绪是一样的，让他们动员冲大会堂东门的群众下来，一点效果都没有。事态继续发展，警卫一师、二师维持秩序已经没有能力了。……我们研究调三师、四师的部分部队进城，维持秩序，都是徒手。陈锡联同志同意。分三批调进五六千人。
在一个工人民兵的指点下，大家得知，“联合指挥部”就是连日来镇压群众的现场指挥部。于是，人民大会堂前面的人群，排成十路纵队，高唱《国际歌》，穿越天安门广场，奔向联合指挥部——广场东南角的小灰楼。人群到达小灰楼前，一边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打倒工贼！”一边向小灰楼冲击。游行者烧毁了小灰楼前面的一辆小汽车。下午2时55分，一辆小面包车为被困在小灰楼里的人送饭。群众把面包车里的食品扔了出来，把车掀翻了，点着了。停在小灰楼门前的两辆吉普车也点着了。停放在门前的几十辆自行车也被投进了烈火之中。下午五点左右，小灰楼前的警卫部队撤走了，群众冲进了小灰楼，点燃了楼里的稻草，火焰直冲二楼。楼里的桌、椅、书籍、收音机等被人们从窗口扔进了楼前的烈火。
这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首都北京从来没有过的大规模的反抗事件。
一些在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暗暗高兴。邓榕在描述这几天邓小平的情况时写道：“每一天，每一个传来的消息，每一个激动人心的诗歌，都让我们激动不已。邓小平一家人的心，和天安门广场上人民群众的心，用同一个节奏跳动着。”
汪东兴说：“有些受冲击的老同志对发生在天安门事件幸灾乐祸，杨尚昆买酒庆祝嘛。”
干部子弟当然是“四五运动”的积极分子，但他们没有打头阵，在武力清场时抓捕的人中没有干部子弟。
下午2时，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晚6时半发表吴德讲话，动员群众离开广场。8点半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骨干分子。晚6点30分，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扩音器同时开放，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吴德的讲话。吴德这种威胁性的讲话，并没使广场上的人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下班的人流汇入了广场的抗议人群。群众的注意力从小灰楼转向纪念碑。
吴忠回忆说：
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八点半钟快到了，广场上所有的灯全部打开。开灯和广播吴德讲话，都是为了执行八点半包围广场的措施。
天安门广场的最大容量是42万人。吴忠看到广场密密麻麻，已超过广场的容量，如果四面包围非踩死人不可！他想给吴德提建议推迟时间。又一想，八点半是中央的作战命令，建议不执行中央设定的时限，吴德是做不到的。他干脆谁也不请示，就是按兵不动。吴忠打算推迟到晚十一点清场。十一点是北京市公共电汽车的末班车，不离开广场就回不了家了。在八点半到十一点之间，陈锡联多次给吴忠打电话催促：你怎么不动啊？广场上没什么人啦！吴忠心想：你要广场上那么多人干什么？我想减都减不下去呢。他认为陈锡联在说胡话。
十一点过了，吴忠通知部队、公安、民兵出动，开始强制清场。用棍棒和拳脚驱散了群众。清场过程中有人挨打，但没死人。吴忠说抓了150多人，实际抓的人更多。
4月6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听取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报。会议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当日凌晨3时，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11时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4月7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汇报了广场的情况，毛泽东说：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当天中午，在谈到华国锋任总理的决议时，毛泽东又提出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
4月7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两个决议。一，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二，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激进的文革派没有被安排为接班人，并不是毛不相信他们，而是毛知道军政官僚们不会接受他们。作为政治家，不能仅凭与他的亲密程度安排人事，关键是看他们能不能站得住。文革派对毛这样的安排是不服的。他们看不起华国锋，挤兑他，将华国锋推向了对立面，这为他们的彻底覆灭埋下了祸根。
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纳吉”，成了众矢之的。4月7日下午，政治局会议上有人提出邓小平曾到广场上指挥群众骚乱。华国锋说，这得问一问邓小平本人。江青建议让汪东兴去问。汪到邓那里之前，先到了毛处，告诉毛邓可能受到冲击，也可能被群众抓走。毛明确表示，对邓不能再冲击，也不能抓走，让汪想办法安排。有了毛的旨意，汪东兴将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17号加以保护。当然，汪也没有忘记他的使命，问邓是否去过广场。邓回答说从来没有去过广场，只去北京饭店理发一次。第二天，邓小平就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二，对继续保留党籍表示感谢。
6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汪东兴，说卓琳住院，一个人太孤单，要求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毛同意。7月19日又回到他原来住的宽街。在这几个月，他的家人也从宽街被驱赶到育群胡同，现在也回到了宽街。
４月８日，北京100多万军民上街游行庆祝。全国各大城市也组织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八、九年以前的“打倒邓小平！”的口号，重新在游行队伍中震天响起。
４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是《伟大的胜利》，认为以武力清除了天安广场上的反叛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的胜利。
在极权制度下民众的情绪是可以被操纵的。有组织的政治表态，不一定是表态者的真实意愿。前几天在广场上十分活跃的人们中，不少也参加了庆祝“伟大的胜利”的群众游行。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从上海调来了王洪文，从湖南调来了华国锋。当时在毛泽东心目中，王洪文对文化大革命态度坚决，是作为接班人调来的。由于王洪文的文革色彩过于浓重，为官僚集团所不容，华国锋才有进入权力的顶峰的机会。“四五运动”把华国锋推上了接班人的地位。
“四五运动”平息了，天安门广场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这场抗议运动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震动没有平静，社会批判的思潮没有平静。这场运动推动了思想解放运动，它是两年之后的“民主墙”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先声，不仅为突破改革开放的禁区起了作用，也敲破了孕育着自由主义思想的蛋壳，为中国民主化进程作了准备。陈子明说：四五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
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包遵信说：发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四五”运动，曾被官方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两年后为它平反则肯定它是“反对‘四人帮’”的“革命运动”，并以此为根据而载入了官方史册。其实，如果就事实真相说，我倒是倾向于官方给它的“罪名”。“四五运动”批判的矛头指向是毛泽东和他那所代表的一党专制的独裁。如果说限于当时特定的时空条件，“四五”运动的正面诉求更多的还是以怀念周恩来、讴歌周恩来这样曲折的方式来表达，那么在两年之后的“民主墙”和“民刊”时期，就以较为明确的语言提出了“四五”一代人的愿望：一党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人权与自由、民主与法治，中国必须容纳人类现代文明这些主要内容，实行政治及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
在“四五”运动之前，人们误以为，对于专政制度只有我反对，别人都是支持的，谁也不敢说，不敢碰。现在，终于冲破了“囚徒困境”。四五运动虽然遭到镇压，但由于它明明白白地揭示出人心所向，这就给予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巨大的信心，使得他们敢于在毛死后不久，一举抓获毛的四个亲信，结束文革。（胡平语）
1978年10月，在“天安门事件”即将平反的时候，远在贵州的诗人黄翔来到北京王府井大街，用他湖南的口音，沙哑的嗓子，朗诵了他歌颂“四五运动”的诗篇《不，你没有死去》：
回答我吧，天安门广场！
以你埋藏在胸头燃烧着的火焰和岩浆，
以你曾经发出过的震撼天宇的咆哮和怒吼。
难道你竟这样静静的死去？
永远合上仇恨的眼睛？
不！你不会死去，你不能死去！
你的旗帜并没有顺从和倒下，
你的被撕毁的横幅标语没有垂下火红的翅膀；
你的被掐住了脖子的诗歌和传单仍在发出嘶哑的呼声；
你的铁锤般的拳头，仍然在沉默中挑战和应战；
你的血肉模糊的身躯仍在无声的控诉和呐喊。
你是不可战胜的，
你会十倍、百倍、千倍地比今天强大，
重新高举进攻的旗帜！
（待续，本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