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三十七)

 
第二十八章 文革落幕


毛泽东逝世

  1976年9月9日,清晨的北京,微风拂过,偶尔有几片树叶飘落。市民们照样起床、早餐、挤公共汽车。一切和往日没有两样。但是,中南海进进出出的小汽车,一些重要机关里人们凝重的神色,却是一种与往日不同的气氛。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具有政治嗅觉“特异功能”的中国人,透过那么一点点“异常”,“感觉”到中南海里出了非同寻常的情况。这种“感觉”像空气中弥漫的气味一样,很快扩散到京城以外。在100公里以外的天津市,造成24万人死亡的唐山大地震才发生一个多月,我正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安岗合作采写一篇抗震救灾的稿子。上午9点多钟,我匆匆赶到天津宾馆的抗震棚里去会见安岗,含蓄地对他说:“北京大概出现了宏观异常。”“宏观异常”是我借用当时流行的反映地震前兆的术语。有几十年新闻工作经验的安岗意识到将要发生“政治地震”。他对将要脱稿的长篇通讯不作任何交代,10点钟就赶回北京去了。
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丢下了他的十亿臣民溘然长逝了。
  从1971年开始,他就一直受到严重的老年性疾病的折磨。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彪背叛了他并且出逃,成了轰动世界的政治丑闻,给他精神上的打击实在太大了。1975年1月下旬,在经历四天的医生检查后,发现他“患有两眼白内障、运动神经元病、冠心病、肺心病、两肺底部有炎症、左肺有三个肺大泡、左臀部褥疮、血液中氧气过低。还有低烧,咳嗽很厉害。”
  暮年的他,总是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情况,愿意看这方面的电影。一次,银幕上出现解放军列队进城受到群众欢迎的场面,毛先是阵阵抽泣,接着失声痛哭。从5月起毛的病情不断加重,六月初,突患心肌梗塞,经及时抢救才得以脱险。病情沉重的毛要求回湖南韶山休养,“落叶归根”,政治局考虑他的病情,没有同意他这一要求。8月8日,他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这是他圈阅的最后一个文件。
  他的个人生活是不幸福的。他的一个儿子死在朝鲜战场,一个儿子神经不正常。晚年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又和妻子分居。他没有温馨的家庭生活。在病中,他让人注释印制大字本的《枯树赋》《月赋》《雪赋》《别赋》。《枯树赋》中写老树“拔本垂泪,伤根沥血”,《雪赋》中的“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正反映了毛泽东晚年悲凉的心境。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是在中南海的住处度过的。没有家里的亲人陪伴,没有客人来访。只有身边的工作人员陪伴他残病之躯。在外面鞭炮齐鸣的时候,他这里只能听到寒夜的风声。在无奈的寂寞中,他让工作人员也放了几挂鞭炮。进入新的一年,他健康状况恶化,吃药、吃饭都要人喂。行动更加困难。他虽然只有刚治好的一只眼睛能看东西,但他终生养成的阅读习惯一直保持到临终前一天。为了满足他艰难的阅读需要,工作人员帮他举着书或文件。9月7日下午,他用颤抖的手写了一个“三”字,又用手敲木制床头,工作人员猜想可能是想看日本人三木武夫的书,把书找来时,他点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三木武夫,是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与内阁总理大臣,当时正在参加竞选,毛很关心他在大选中的情况。在工作人员的帮下,他看了几分钟,又昏迷过去。9月8日,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
  在两个多月以前的6月中旬,他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毛远新、王海容,对他们交待后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小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他离开人世时是担心的,一怕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二怕发生动乱。他是怀着忧虑的情绪离开人世的。
  9月9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发去了急电,要求各地稳定局势。军队迅速进入了战备状态。在政治极权的国度里,最高政治强人的逝世有可能发生社会震动甚至动乱。中共中央的这些措施正是基于这一常识。
  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悲痛的声调广播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向全国人民通报了这一噩耗。顿时全国上下都表现出悲痛的情形。驻全国各地的新华社记者发回了各地的情况:
  新华社西安九日电:……在市中心的钟楼一带,许多人泣不成声,有的放声痛哭。全市各电影院里,观众都自动地停止观看,悲痛地离开了影院,电影随即停止了放映。在新华书店,人们排起了长队,含泪购买毛主度画像……
  新华社西宁九日电:……全市六个新华书店门市部立即排起了购买毛主席像的长队,人们用手绢擦泪,书店里一片哭声。到晚八时止,卖出毛主席遗像21100张。在市区和郊区的八个百货店,到晚八时止卖出黑纱三万多尺……
  新华社唐山九日电:...在唐山市内的成千上万名群众,在广播喇叭下哭声四起。有的伏在自行车把上抽泣,有的靠在路边的墙上掉泪。一位老大娘盘着双腿坐在抗震棚前,拍着膝盖放声大哭。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坐在一堆瓦砾上双手掩面痛哭失声。记者在市委大院里看见,六个同志因极度悲痛当场晕倒……
  各地新华社记者的描述没有虚构。我也亲身经历了这样的场面。为什么领导人逝世引起全国集体恸哭?这与两千年的皇权政治的传统有关,也是多年对毛搞个人崇拜的结果。9月9日午饭后,新华社天津分社领导让我到天津第一机床厂,说是下午4点钟有重要广播,让我和工人一起收听,并反映收听情况,但他没有说“重要广播”是什么内容。我已猜到八九成。
  我到天津第一机床厂时,已有数百人集合在露天广场上(地震期间各种活动都是露天的)。3点钟,厂领导人从市里开会回来。他以手掩面,哭着走下汽车,泣不成声地说:“毛主席逝世了!”他话音刚落,立刻就有几个人放声大哭起来。听广播时整个会场一片哭声。
哭是可以传染的。当你置身于一片哭声之中,也会情不自禁地流泪。我平时很少流泪,对人的生死我也持超然态度。按理说我不会哭的。但是,在当时那种气氛中,我也泪流满面。几天以后,我一人独自到天安门广场。我在这里漫步,沉思。在学生时代,我在这里参加过多次国庆活动和其它政治集会,多次看到毛主席在城楼上挥动大手向我们致意。现在,我仰望着空空的城楼,深深感到政治强人身后的寂寞和空虚,深切体验到一个时代结束的伤感。这大概是全民恸哭的原因之一。别人都在哭,如果自己不哭,可能招至政治风险,这可能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公开场合众人恸哭,私下可能是另一种情况。若干年后,从一些当时受迫害人的回忆中看到,听到毛逝世他们暗暗高兴,还有人私下饮酒庆祝。
  9月18日下午三点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100万人参加的追悼会。全国各地的追悼会的分会场不计其数。在同一时间内,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0亿人都在为他默哀。那天下午,天津市在中心广场也举行十万人参加的追悼会。同时,每个单位、每个居民委员会都设立了灵堂,几乎全国所有的人都在天安门广场、在各地的中心广场、在千百万个灵堂里同时举行悼念。那时,我因采访任务从天津市睦南道骑自行车到中心广场,路过劝业场一带繁华商业区。街道上没有一辆汽车,没有一个行人,商店里也没有一个顾客。到处是一派寂静肃穆的气氛。这是绝无仅有的景象。
一个政治伟人的逝世,带来的震动胜过悲哀。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先生得知毛泽东逝世时的第一句话是:“这是天崩地裂的消息。”
  确实,这个国家政治大厦的顶梁柱崩塌了。在这所大厦里活动的人们造成的心灵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在震天的哭声背后是悲伤,是恐惧,是忧虑,是彷徨,还是解放?都有,只不过是因人而异罢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借助这位伟大领袖的权威打击“当权派”的人,或被毛泽东当作“棍子”用来打击“当权派”的人,在悲伤中带有恐惧。因为他们所打击的“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大部分已经官复原职,并且成为掌管着国家重要权力的“务实派”。在中国,哪一个皇帝驾崩后,皇帝的打手不遭灭顶之灾?据当时了解的情况,这些人私下接触比过去多了,他们说话比过去少了,行动更谨慎了。
  在知识分子当中有颇多忧虑。他们都知道,毛泽东是在争夺接班人地位的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逝世的。在极权政治体制下,接班人地位的争夺总是伴随着血雨腥风。一些敏感的知识分子们觉得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当时的“小道消息”很多,各种各样的传说都有。人们忧心忡忡。
  很多人在彷徨。“毛主席”,这是一代中国人用得最频繁的三个字。在所有的报刊杂志上,在所有的书籍上,在所有墙壁的标语上,哪里不把毛主席的话当作最权威的引证呢?从幼儿园的儿歌,到人民大会堂的庄严报告;从家庭里的轻松交谈,到论敌间的激烈争辩,那里没有“毛主席”这三个字呢?毛主席充满了整个空间,占据了人们的心灵。毛主席成了人们的“上帝”。“上帝”死了,我们怎么办?
  不少人怀有期冀之心。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和不公正待遇的人们,还压在“五指山”下。他们希望有重见天日之时。多年受打击、受压制的 “地、富、反、坏、右”,希望有可能摆脱政治贱民的地位。在频繁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心力交瘁的人,在控制和禁锢得有点过分的社会中很不自在的人,希望有改弦更张之日。还有一大批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希望在毛泽东之后,日子有可能过得好一点。在当时,这些人不是满怀希望的,他们的情绪中更多的是感到前途莫测,只是在茫然中存有一丝期冀而已。
  有人把期冀的目光射向了一个身材矮小的老人。他就是邓小平。此时的邓小平在干什么呢?
  此时的邓小平还在北京宽街的家中。他头上还戴着一顶很大的黑帽子: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中国的“纳吉”。正在看书的邓小平,从女儿那里得知毛逝世的消息,放下手中的书本,在四周的哀乐缭绕中沉思起来。

剑拔弩张

  如前所述,毛泽东逝世之前,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形成了从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极左派的彻底革命派→坚持“继续革命”的文革派→恢复文革以前秩序的官僚派→自由民主派。极左的彻底革命派中,一部分坚持巴黎公社原则的“彻底砸烂”,一部分和自由民主派相通(这正符合“极端相通”有原理)。极左派已被镇压下去,自由民主派只是星星之火。能够起作用的只有文革派和官僚派两股政治力量。由于官僚派强调“四化建设”,不大在乎毛提出的“理论问题”,因而被人们称为“务实派”。在毛活着的时候,他一直在两种力量之间维持平衡。也只有他的超级权威才能维持这样的平衡。现在,维持平衡的超级权威一下子消失了,再没什么力量能够维持平衡了。势不两立的双方,一方吃掉另一方才是结局。文革派在十年中整得七零八落,在中央只剩下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个人,下面的群众基层也很薄弱。而务实派却掌握了从下到上的权力,支持他们的群众也越来越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对务实派是一次打击,但这一运动有违民意,在政治力量对比上对他们减分并不多。
  争夺毛身后国家领导权这两种政治势力,有着不同的政治方向: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转向经济建设。从当时的民心来看,希望结束混乱、搞经济建设的是多数。“四五运动”已充分显示出,两种政治力量的群众基础的明显差别。
  毛逝世后,两种力量剑拔弩张,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
  9月11日到9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七天的吊唁仪式。在这期间,30万人来吊唁,在低沉的哀乐声中,佩带黑纱的人川流不息。参加吊唁和守灵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
从守灵人的阵容可以看出,两种政治势力同时汇集在毛泽东遗体前。这些站在在毛泽东遗体前面容悲戚的人们,心里各自盘算着如何击败对方。这正是:“大家来念经,都在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在哀乐缭绕的气氛中,双方开展了频繁的幕后活动。
  文革派控制舆论工具,在政治上奉行的是当时的主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政治上、舆论上占有优势。毛泽东逝世后政治局常委只有四个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已让叶剑英“养病休息”,在政治局常委中,文革派占多数。
  文革派对立面的务实派,虽然力量强大,但没有挂帅的人物。邓小平已经被打倒,“养病休息”的叶剑英不能过问军队。华国锋是一个关键人物。他是毛亲自提拔的,又是文革的受益者,他在任公安部长期间,批判“算旧帐”(即算文革的“帐”)的刘复之和于桑,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是积极的。如果文革派按照毛泽东生前的安排,大力扶持华国锋,张春桥安心当华国锋的辅助者,可能是另一种结局。但文革派没有这种胸怀,把华国锋推向了对立面。
  1976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张春桥就心怀不满,写下了《三月二日有感》: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
  去年的一号文件,是指1975年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76年4月7日就正式垮台了。张春桥也期待华国锋像邓小平一样,“来得快,垮得也快”。据说,文革派曾对华国锋采取先拉后打的政策,如果拉不过来就打。从张春桥的《三月二日有感》来看,他们没有“拉”的诚意。人们没有看到他们“拉”华的行动,却看到他们对华国锋步步紧逼。
  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及时向他们请示。在政治局常委中,华国锋受到王、张两人的钳制。华国锋不开常委会,而是召开常委扩大会,并且尽可能让叶剑英、李先念参加。
  在毛逝世前后,作为文革派主角的江青在做什么呢?8月28日江青到天津,“探望”了天津手表厂、第一炼钢厂、和警备区一团一连抗震救灾的军民。她在“探望”炼钢厂和连队时,本书作者随同采访。她对群众说毛主席身体很好,还指着她穿的军装对战士们说:“这个红星是我争取来的,我穿上军装,你们明白不明白这个意思?”她对天津驻军负责人说:”你们受压了,我是给你们恢复名誉的。前年写了一个顺口溜,也成一条罪状,整我,也压你们。”她“探望”的那个连队在干部俱乐部旁边。我就坐在她身后。她突然向后扭头看到我作记录,警觉地质问:“你是谁?”我站起来说:“我是新华社记者。”她站起来和我握手,说:“自己人!自己人!请转告你们领导,写的东西给我看一看,以免帮倒忙。”她想笼络工人,拉军队,希望记者给她帮忙。
  1976年9月初,江青又到大寨。是想拉工农出身的政治局委员,“做做下层的工作,造造舆论。”据陈永贵说,在大寨期间,江青接到毛病重的密电后,手都发抖了,但别人一进去,她马上就强作镇定,还吆喝着:“打牌!打牌!”。她和大家一边打朴克,一边等待火车。但她几次出牌都出错了,不停地看手表。
  江青从大寨回来就从钓鱼台搬到中南海毛的住处旁边,想控制毛的文件。这些文件里有些牵涉到政治局许多人的检讨书、检举信。文革初期,中央领导之间也是互相揭发,几乎人人有份。拿到了这些文件,就拿到了制服人的“武器”。文件中还可能有毛留下的“最高指示”,谁控制了“最高指示”,谁就可能掌握政治斗争的主动权,谁就可以得到继承人的合法性。所以,争夺毛留下的文件就成为毛逝世后的第一个斗争焦点。9月12日,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要求召开紧急常委会。华问她讨论什么问题,江不明确回答。华问什么人参加,江青指定不要叶剑英参加,要毛远新也参加。会一开始,江青就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和书籍交给她和毛远新清理。她说,她是主席的妻子兼秘书,由她整理是理所当然的。还说,列宁的文稿是以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为主整理的。
  汪东兴说:“主席的文件不是讲好要封存吗?现在保存主席遗体问题还没有解决,没有时间清理!”
  江青看到华国锋不支持她整理文件,就提议让张玉凤保管,华国锋、汪东兴不同意。江青就闹了起来。华国锋宣布散会,他说:“今天的会,连剑英同志都没参加,不算常委会。下次他来了,人到齐了再讨论。”江青正要发作,张春桥阻止了她。对大家说:“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我们分不出手来,先叫毛远新帮小张清理一下嘛!”江青支持张春桥的意见。华国锋没有同意。会议开了四、五个小时,最后华国锋坚持毛泽东的一切材料、文件和书籍由汪东兴负责,暂时封存。
  9月17日,汪东兴和武健华在毛的卧室和书房贴上了封条。江青晚上来就进不去。深夜两点钟,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说封存文件占了她的房子,大哭大闹,说:“主席尸骨未寒,你就要赶我走吗?”
  9月21日,中央办公厅清查文件时,发现江青、毛远新以“看一下”为名,从张玉凤那里拿走两份文件没有退回。一是江青同外国记者谈话的记录副本,另一个是1974年毛泽东在武汉与杨得志、王六生的谈话记录稿。汪东兴等人认为,这是两分带有重要机密的重要文献,他们找江青等索回,开始不给。费了一番周折以后,江青交回了文件,但提出了一个条件,要华国锋看后正式批给王洪文、张春桥传阅。华国锋没有理睬。据务实派后来说,江青等交回的文件中,她对文件进行了删改。
  9月29日,晚11点。政治局会议。华国锋主持。研究主席逝世后的国庆节怎么过的问题。江青首先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怎么办?”它还批评华国锋在保定问题上优柔寡断。王洪文和张春桥提出要加强集体领导,要安排江青的工作。这个议题被叶剑英、李先念等否决了。他们又提出讨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毛远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试探华的态度:“我是主席的联络员,是从辽宁来的,主席逝世了,我没事可做了,是留在北京还是回辽宁?我觉得返回辽宁好。”“四人帮”希望毛远新留在北京。华国锋明确表示,同意毛远新回辽宁。
  江青生气地说:“毛远新应当留下。还要他处理毛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寸步不让。他说:“你不是说过,毛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吗?怎么现在又让毛远新留下来处理后事呢?”江青不承认她说过这样的话,争论激烈,会议一直拖到凌晨,大家疲惫不堪。华国锋让叶剑英、李先念年纪大的先走了,会场只剩六、七个人。江青等人一会儿说毛远新不能走,一会儿说要开三中全会。等他们话说完了,华国锋问江青:“你究竟想要干什么?”江青说:“要讨论起草三中全会报告。”
  华国锋最后以主持人的身分说:“由于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在,三中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即使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由我来准备。至于党中央人事安排,由政治局讨论决定。”说完就站起来宣布散会。
  “四人帮”在这一场斗争中,除了掌握舆论工具以外,在务实派面前,显得水平低下,力量薄弱。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军事斗争,他们都不是务实派的对手。
  文革派寄希望于十届三中全会,他们想通过这次会议巩固和加强他们在中央的力量,他们的一切活动就是为三中全会拉票。1976年9月18晚,张春桥对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说:“主席不在了,看来今后中央可能是靠集体领导了 。”“今后还是要强调批邓,要讲团结。” 文革派没有搞政变的计划和打算。后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说的“四人帮”想搞“兵变”,是不符合实际的。文革派手无寸铁,他们有一种恐惧感。
  姚文元和妻子金英都有不祥的预感,担心孩子怎么办。他还对小女儿说:“如果爸爸死了,你不要难过。”恐惧感来自他们对力量对比的判断,也来自从军政官僚们那里传来的一些信息。
  许世友的儿子是北京军区某部团长,给他的女友、301医院的一位护士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罗、付藏手枪的事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我看他们是在准备行动了。前几天我见到爸爸,他对我说,主席逝世后,中国可能要发生内乱,主要是争夺最高领导权。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北上,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统统杀掉。爸爸说,这些上海帮坏透了,靠着有主席撑腰,恃权仗势,横行霸道,干尽了坏事。现在主席没了,他们也快完蛋了。爸爸还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成不了大气候。爸爸说,他只用一个军,就能把上海的民兵全吃掉。他把六十军摆在无锡,就是盯着上海的。……
  罗、付是指罗瑞卿和傅崇碧两位将军。这封信落到了王洪文手里。王洪文把这封信交给毛远新,忧虑地说:“看来他们真的是要动手了,我们没有军队怎么办?”他们商量让沈阳军区副司令孙玉国从沈阳调两个师来。然而,作战部队一个营的调动需要中央军委批准。生产经营部队一个团的调动要经过总参谋部批准。王洪文虽然是军委副主席,但他一人无权调动军队。张春桥虽是总政治部主任,几位副主任都不听他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总政连一个批邓的文件也没有下发。他们从沈阳部队调两个师进京的想法自然落空了。
  1976年夏,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在北京养病期间,纪登奎的儿子去看望他。他们谈到,现在政治局是新、老派之争,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因为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
  这个信息很快传到河南省。7月,新华社河南分社一位记者把材料送到总社,要求总社通过姚文元转给毛泽东。姚文元看了后考虑再三,把这封信压下来了,没往上转。后来从姚文元处抄家,抄出了这封信。当时主持总社工作的解立夫和河南分社社长周明英为此成为重点清查对象。姚文元后来说:“这封信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里。”
  “四人帮”深感没有武装的危险。1975年9月18日,王洪文回到上海,接见了上海市委和民兵指挥部的领导人,他说:“我最担心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建立民兵指挥部,把武装部合并进来。这不是一个组织形式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你们可要给我抓好。现在你们要做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我们是否站得住脚。”
  王洪文这次回上海是参加民兵工作座谈会。会后他对马天水说:“武器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要下放到民手里,打起仗来民兵手里有武器。”上海民兵1976年6月底开始发武器,到9月10日,7万多件武器发到了基层。不过,研究者称,上海给民兵发枪是1976年夏天的事,当时是为了应付像“天安门事件”那样的群体事件,并不是搞武装政变。
  文革派充分利用他们掌握的舆论工具,继续大张旗鼓地宣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三家联合发出了题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社论,社论中公布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什么是“既定方针”呢?当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眼下的就是要加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姚文元的再三督促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和报道。这样的宣传当然会给反对文革的务实派以很大的政治压力。
  “四人帮”在利用毛的“临终嘱咐”时犯了一个错误,把毛的“照过去方针办”搞成了“按既定方针办”,其实,这两句话的意思没有多大差别。务实派抓住了这个错误,说“四人帮”“篡改”“伪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
  “照过去方针办”是1976年4月30日毛接见新西兰外宾之后在华国锋的本子上写的三句话之一。这三句话是:“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为什么搞错了呢?这是7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华国锋首次公开传达毛泽东的这三句话时,记录者没有听清,记录整理者陈斐章就按照大概回忆,就写成了“按既定方针办”。10月2日,华国锋审阅外交部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时,删除了稿中的“按既定方针办”,在稿件上批示:“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张春桥怕“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没有下达华国锋的批示,而是让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这个提法,慢慢改正错误。10月4日晚,鲁瑛向莫艾传达了姚文元的指示,但已经来不急了,这一天《光明日报》,以《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为题的“梁效”长篇文章已经发出去了。 这篇文章是《光明日报》编辑部组织“梁效”写的,其根据9月16日两报一刊的社论精神,没有更深的背景。
  当两股敌对的力量剑拔弩张的时候,都会密切地注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并且将对方的举动作出过于严重的解读。这种正相关的互动,使双方斗争不断升级。
  《光明日报》10月4日的这篇文章,被务实派认为是“四人帮”搞政变的“反革命动员令”“反革命宣言书”“反革命信号弹”,从而加速了务实派的政变。

十月政变

  务实派下定决心“解决”文革派。怎么“解决”?当时私下讨论的结果有两种方式:一是“党内斗争的方式”,二是“特别的非常手段”。前者就是开会,即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后者就是突然采取强硬措施。他们说的强硬措施就是政变,用少量武装力量制服政治对手。这就是通常说的宫廷政变。
  姚依林回忆,他到陈云家送一份关于江青叛徒的材料,看到陈云在家里琢磨,能不能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他把中央委员的名单反复研究,算来算去,感到“四人帮”的力量很大,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打倒“四人帮”是没有把握的。陈云是善于算计的人,他的判断是对的,李先念等人也有陈云这样的判断。不采取强硬措施是不行的。
  然而,要采取强硬措施,也得师出有名。务实派想到了毛泽东1974年5月3日批评文革派的一句话:“不要搞四人帮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好,历来不好。”毛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诫文革派,不要搞小圈子,要团结更多的人搞“继续革命”。毛是多次批评过江青等人,但这些批评是恨铁不成钢。 毛说的 “四人帮”根本没有反革命帮派的意思。务实派将“四人帮”这个说法接了过来,说抓“四人帮”是执行“毛主席的遗志”。
  在华国锋周围,首先提出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的是原康生秘书李鑫。李鑫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华国锋采纳了这样的建议。要对“四人帮”采取强硬措施,必须得到军人的支持。华国锋首先想到的是叶剑英。
  军人们早就想用强硬手段解决问题。在毛逝世之前,叶剑英就在西山加紧联络、秘密策划。叶剑英虽然被“养病休息”,但名义上他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有合法地位。由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对他很尊重,叶剑英对军队还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利用西山这个隐蔽所,同不少人进行了秘密交谈。有时约进来,有时走出去。和他谈话的有谭震林、康克清、耿飚、李强、罗青长、熊向晖、王诤、杨成武、梁必业、粟裕、宋时轮、华楠、刘志坚,李德生等。这些军政要人大多在文革中受过冲击,有的已被边缘化,对十分张扬的文革派恨之入骨,而他们在党内、军内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还在毛泽东病危时,肖劲光大将就到叶剑英处,说得想个办法,把江青、张春桥搞掉,不然毛主席身后他们掌了权,党和国家就糟糕了,并建议下令调集军队,采取分割围歼的办法,把江青、张春桥等抓起来。叶剑英沉思良久,摆了摆手说:主席病重,现在还不是时机。活跃在这些老人之间的是王震。他经常到各家串门,传递信息,商量对策。在毛泽东病重期间,王震多次到叶剑英那里去谈话。一次谈到“王、张、江、姚”时,王震问叶剑英:“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只是做了一个手势。他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姆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姆指倒过来,向下按了按。王震想了想,终于领会了意思:毛主席还在世,不宜轻举妄动,要等待时机。
  毛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加紧了联络和准备。9月21日,聂荣臻通过杨成武转告叶剑英:
  “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叶剑英当然同意聂荣臻“先下手”的看法。
  华国锋不知道叶剑英的底细,急需和他联络。华国锋找到了李先念。
  9月11日,华国锋借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到了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住处。华国锋对李先念说,我在守灵,是借口出来看病到你这里。他谈了“四人帮”发难的简要情况。并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请你代表我去见叶帅,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也请你考虑这一问题。
  9月14日,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员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说他要见叶帅。李先念进院,叶剑英将李先念让到屋里。为了防止窃听,叶剑英打开收音机。叶的听力不好,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话,他听不清楚。两人用笔写,然后烧掉。当李先念写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叶剑英写下了“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先念写了“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
  为什么李先念对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放心?李先念曾和陈锡联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着去了,在洗手间,陈锡联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
  华国锋和李先念的谈话不到10分钟。李先念在叶剑英处谈话不到30分钟。
  华国锋一方面让李先念和叶剑英联络,一方面和汪东兴联络。汪东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此人和“四人帮”在政治上不见得有多大分歧,但最怕江青掌权。1975年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不见江青,都是汪东兴挡的驾。作为一个女人,江青恨汪东兴。在林彪事件之前,汪东兴在军人中间夸大地散布毛和江青的矛盾,希望借军人的力量压江青。汪东兴知道,毛死后,江青有可能执掌更高的权力,这对他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只有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江青,才能够确保他身家性命的安全。他的副手李鑫劝华国锋用强硬手段解决“四人帮”,应当是他的意思。汪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执掌中共中央警卫团,主管“大内”的一切,搞宫廷政变,他是最方便的。解决“四人帮”时只动用中央警卫团,没有军队参加,这也说明汪东兴的主动性和关键作用。
  华国锋又得到了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吴德的支持。叶剑英又联系了陈云、邓颖超等革命元老,他们是非常支持的。
  在实施抓捕“四人帮”时,他们最大的顾虑是江青。叶剑英多次谈到“投鼠忌器”。意思是老鼠爬在贵重的瓷器上,想打老鼠,又怕打坏了瓷器。“鼠”是指江青,“器”是指毛泽东。
  尽管毛泽东晚年批评过江青,多年的夫妻生活并不协调。但是,在政治上江青是坚定地站在毛这一边的,毛也相信江青,批评她是恨铁不成钢。毛泽东已被神化,作为毛的夫人也沾了“仙气”,是很有影响力的。在1966年以后,毛以外的中央领导人,都争先恐后地在公开场合对江青过分的赞扬。这些赞扬,也增加了江青的影响力。1974年,她到天津作“批林批孔”的报告,我亲眼看到天津的不少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在她面前献媚讨好。江青用摹仿毛泽东的笔迹,写了一些条幅,送给一些军、政要人,不少人奉为至宝。1976年8月,在毛泽东病重期间,江青以慰问抗震救灾的战士、工人的名义,第八次到天津。工人和战士们在欢迎江青的发言中,都感谢“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来看望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亲切关怀”。
  即使江青做事很不得体,但毛泽东还是把她当自家人。1975年,江青让毛远新帮助她清理一下文件,由于文件很多,毛远新只把文件名登记一下。江青看后说,这样不行,你得把每份文件写个内容提要。毛远新感到工作量太大,没有做。江青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让毛泽东请毛远新帮忙。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划了一个圈,批给了毛远新。毛远新不知道划个圈是什么意思,去问他伯父毛泽东。毛泽东对毛远新说:“帮帮她吧,我们家已经没剩几个人了。”可见毛泽东把江青当自己人。
  在毛泽东逝世那天凌晨,住在一侧的江青闻讯赶来,头发散乱,神情紧张,一进门就扑在毛泽东遗体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医生啊,你们快救救主席呀!”嗓子都哭哑了,仍不肯离去。其悲痛之状,催人泪下。这里有夫妻难舍之情,更有失去政治靠山的恐惧。
  虽然投鼠忌器,但抓捕“四人帮”决心已定,箭在弦上,弓已拉开。
  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和吴忠负责;中南海内如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部队支援;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对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与清华、北大的戒备。
  汪东兴指挥张耀祠(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武健华(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挑选了直接参与行动的中央警卫团的50多名官兵。吴德则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沟通,并与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联系,取得了对北京卫戍区部队的直接指挥权。李鑫负责准备政变所需要的文字材料。在采取行动之前,汪东兴向执行任务的警卫战士作动员时,对战士是这样说的:“……江青等人趁毛主席逝世之机,阴谋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当时,“复辟资本主义”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在政治斗争中,都要把这个大罪加在对方头上。
  10月6日下午,叶剑英在西山接到电话,通知他晚上8点到怀仁堂开会,请他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吃过晚饭,他带上一名警卫参谋,驱车直奔中南海。怀仁堂灯光明亮,肃穆安静。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警卫。叶剑英的车7时到达。警卫员和司机都安排在一间房子里休息。只有开会的人才能进入怀仁堂。
  这一天下午,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接到通知:到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内容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和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方案。姚文元不是常委,但这个会涉及文字工作,理所当然地要请他来。没有通知江青来,她不是常委,也合乎常情。实际上江青是特殊人物,需要单独处理。
  叶剑英只身进入怀仁堂,只见华国锋、汪东兴已经来了。他们见面时以目示意,没有讲话。这天的怀仁堂里搬走了所有的桌椅,显得十分空旷。中间一扇屏风把大厅一分为二。在屏风前的一半大厅中只摆了两个高背沙发。叶剑英和华国锋分别坐在这两个高背沙发上。汪东兴和警卫躲在正厅的屏风后面的两侧,注视着门口。
7点55分,张春桥到达。他夹着皮包,大摇大摆地进来了。突然随身警卫被留在门外,他感到与过去不一样,就连声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还不等他弄清发生了什么事,行动组负责人纪和富带着几个人迎了上去,“保护”他进了正厅。他迈进门坎,环视厅内,想寻找自己的座位。看到厅里已经没有他的位置,只有目光严峻的叶剑英和满脸怒气的华国锋。
  张春桥这才明白自己已成阶下囚。华国锋严肃地说:“张春桥你听着,你伙同江青、王洪文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接着宣读了事先写好了的“隔离审查”的决定,郑重宣布立即执行。张春桥没有作任何反抗,就被带走。
  接着进来的是王洪文。他一跨进门,行动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带着几个卫士从侧面快步走过来把他扭住。王洪文厉声叫道:“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他拳打脚踢,拼命反抗,但很快被制服。警卫人员扭着他的双臂带进正厅。华国锋把决定又念了一遍。还没等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喊一声,挣脱了警卫人员,像一头发狂的野兽,从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剑英猛扑过去,企图卡住叶剑英的脖子。双方离得太近,不便开枪。警卫人员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带上手铐。随后,几个人连拖带架地把他抬出门,推进汽车拉走了。
  姚文元姗姗来迟。大家正在着急之际,他来了。在接电话通知时他还说:“早就该开这个会了。”今天不知因什么事动身晚了,临走时忘了叫警卫,连帽子也没带,就夹上皮包,跨进汽车,匆匆赶到中南海。他到怀仁堂后,没让他进大厅,只在东廊大休息室里待命,没由华国锋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而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团长宣布的。他没有争辩,没有反抗,只是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在怀仁堂解决王、张、姚三个人的时候,张耀祠、武健华、李连庆等十几个人,来到中南海201号楼。晚8点,他们先到毛远新住处。进到他的办公室,毛远新正在看电视,他看到进来的不速之客,就站起来,关了电视机。张耀祠向他宣布:“毛远新,我接华国锋同志的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保护审查,为了你的安全,还住在这里,换一个房间,现在你把文件柜钥匙和手枪交出来。文件和材料由中央办公厅派人来接收。你的生活、安全仍由李连庆指导员负责。不准向外打电话,要遵守纪律。你写的材料,交李连庆同志转中央。”毛远新听后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没有再说了。他不主动交钥匙和手枪,一位干部主动上去收缴了他的手枪和钥匙。
  江青离毛远新住处很近,张耀祠等在8点20分到了她的住所。走进她的办公室,她坐在沙发上。张耀祠向她宣布:“江青,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你现在还进行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党中央决定将你实行隔离审查,马上执行。你到另一个地方去,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待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和钥匙交出来。”江青双目怒视,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上听着,未发一言。她用铅笔在一张印有红杠的宣纸信笺上,由上而下地给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信中说:“国锋同志:来人称,他们奉你之命,宣布对我隔离审查。不知是否为中央决定?随信将我这里文件柜上的钥匙转交于你。江青十月六日。”接着,她又在一个印有红框的牛皮纸大信封上,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几个字,下脚还注明“江青托”。她把钥匙用一张信纸包好,同信笺一起放进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两端,黏贴了“密封签”,并用手在“密封签”上用力地按压了几下,然后把信封交给了张耀祠。这时,武健华上去领着江青出来。外面专为她准备的红旗保险轿车在等候着,江青以惯常的姿态上了车。
  与此同时,北京卫戍区还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实行隔离审查。于会泳、刘庆棠、庄则栋等也被隔离审查。
  在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的时候,华国锋派人控制了广播电台、新华社等重要舆论单位。
  10月6日晚,华国锋把耿飚找到中南海,先让他看了两张复印的纸条,纸条上是毛泽东的手迹:“你办事,我放心”“不要招急,慢慢来”,然后要求耿飚带部队进驻中央和北京的广播电台。耿飚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巍高等,连夜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奔总编室,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正在那里。耿飚拿出华国锋的手令给邓岗看。让邓岗通知所有的副手,带着行李卷住到总编室,不能回家。要求他们检查明天要播的录音带,凡是有“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一律剪掉。耿飚是带着很强的敌情观念到中央广播电台的。为了安全,他们吃的食品,喝的水都是从外面带进去的。
  新华社是第二天由一个“五人小组”接管的。时任北京分社社长李普是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另外四人是:郑屏年(某军政治部主任)、徐贵年(李先念秘书)、杨家祥(通讯兵军官)、黄宗汉(康生秘书)。
  与此同时,中央派以迟浩田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接管了人民日报。
  10月6日晚,“四人帮”刚一“解决”,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立即上玉泉山九号楼开会。晚10点,人已到齐。出席会议的人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共11人。第二天凌晨4时才散会。
  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叶剑英向大家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经过和意义。在叶剑英的提议下,一致通过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事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等由汪东兴电话通知并征求意见。
  邓小平一家听到这个消息表现如何呢?他女儿毛毛在她的书中生动描述了她的丈夫贺平从外面得知消息后的情况:
  10月7日,贺平得到消息后,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回到宽街,把消息告诉我们全家。他一进屋,就连声说:“快来!快来!”全家人看到他满头大汗兴奋不已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发生。在那个时候,我们怕家中有窃听器,因此凡有重要事情,都会用一些防窃听的方式悄悄地说。我们大家——父亲、母亲和当时在家的邓林、邓楠,还有我——一起走到厕所里面,再大大地打开洗澡盆的水龙头。在哗哗的流水声中,我们围着贺平,听他讲中央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父亲耳朵不好,流水声又太大,经常因没听清再问一句。“四人帮”被粉碎啦!这是真的吗?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听到精采的场面,我们三个姑娘兴奋得跳起来了!我们的心怦怦地剧烈地跳动着,跳得连我们自己的耳朵都能听见。震惊,疑惑,紧张,狂喜,一时之间,喜怒哀乐之情全都涌上心头。父亲十分地激动,他手中拿着的烟头轻微地颤动着。我们全家人,就在这间厕所里,在哗哗作响的流水声中,问着,说着,议论着,轻声地欢呼着,解气地怒骂着,好像用什么方式也无法表达心中的振奋和喜悦。
  10月10日,欣喜的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亲笔信: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粉碎了“四人帮”,邓小平欣喜之情是很自然的。他写信给华国锋是想得到重新工作的机会。事实上,在粉碎“四人帮”第二天,叶剑英元帅就提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但在当时情况下,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不久,叶剑英又把邓小平一家人接到西山居住。为了让他熟悉情况,还以别人的名义,秘密地按期送一套文件。
  10月7日到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向他们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官方文件将怀仁堂事变称为“粉碎四人帮”,这个说法沿用多年,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称为“十月政变”较为合适,这是一次典型的宫廷政变。政变是一个中性词,没有褒贬的意思。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1976)16号》,正式向全党通报了这件大事。10月20日,文件传达到所有群众。事实上,在这之前消息已传得家喻户晓。大多数人感到轻松,感到高兴。中国人历来看不惯“后妃专权”,江青以第一夫人的身分到处指手划脚、发号施令,早就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所以,对她被捕,同情者少。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以后几天,全国各大城市也组织了大规模的庆祝游行。半年以前的4月8日,为邓小平下台而庆祝游行也是这些百万军民,极权政治下的民众只能跟着权力走。
  上海是毛发动文革的重要基地,这里掌权的是文革派,被捕的四人有三人来自上海。十月政变后上海的表现如何?
  10月7日凌晨3点,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主持工作的市委书记马天水到北京开会。马天水感到突然,问开什么会,回答说你来了就知道了。马当即打电话给北京,想找张春桥、姚文元问询问,但电话打不通。马天水上北京前,市委副书记徐景贤、王秀珍要随行的秘书房佐庭按惯例打电话回来报平安。中央办公厅同时打电话通知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同行。中央派专机将他们接到北京。到了北京住京西宾馆,中央下达四条规定:不准和外面打电话,不准外出,不准写信,不准接客。
  马天水上北京后没有音讯,房佐庭也没来电话。徐景贤、王秀珍等不停地通过各种渠道同北京联系,都联系不上。到10有8日,上海才知道,与北京的联系渠道全部中断。
  8日下午3时,徐景贤、王少庸、王秀珍、冯国柱召集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和钟定康以及公安局的薛干青和徐虎在市委小礼堂开会。徐景贤说:情况很不正常,看来出事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右派政变了。马天水去北京后被软禁了。施尚英汇报了9月23日以来备战的民兵数字。王少庸询问了民兵的编制情况。下午4时,徐景贤召集报社、电台负责人开会,说中央可能发生了军事政变。5时,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打招呼。晚7时,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给上海市委警卫处康宁一打电话,说“我娘心肌梗死”。这是缪文金临上北京时王秀珍和他约定的暗号,表明情况严重。晚10点,文化部刘庆棠来电话,说“马老不接电话,我们都病了,有病情。”两天的猜测,现在都证实了。在场的朱永嘉说:“我们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一样。王秀珍说:民兵先动员2500人巡逻,31000人待命,枪支弹药发下去。舆论工作由朱永嘉负责。王秀珍对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说:看来中央可能发生了右派政变,马天水以及上海去中央工作的几个领导同志都被抓起来了。我们要同他们干。上海是一月革命的发源地,我们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血肉相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要对着干,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后代。但是,他们准备过程中,连一张像样的军用地图也没有。警卫部队最多能拉出一个营。
  10月9日下午市委常委会,晚7点,徐景贤又打电话给北京的马天水,先是不接,再打,马天水终于接了。王秀珍问他看到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没有,马天水说:“他们身体还好,工作比较忙,没时间和我个别谈了。”听了马的电话,大家如释重负,说是一场虚惊。他们立即撤销民兵战备集中和待命的命令,马上恢复正常秩序。晚10点,马天水给上海打电话,通知徐景贤和王秀珍第二天到北京开会。
  上海的三个市委书记都被叫到北京,留在上海的市委常委只有四个老干部: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12日晚,四位市委常委和总工会、民兵。市委写作组的一些骨干人物,聚集在在康平路小礼堂。朱永嘉主张“马上干!立即干!”他认为“民气可用”。他说8号就应该干,已经错过,今夜再不干,到了明天一切时机都会丧失,要干就下决心今夜干,而且要大干。总工会的叶昌明、陈阿大、马振龙也主张立即干。整个会上,态度最激烈的是总工会和写作组的人。四位常委不制止众人的激烈情绪,也说要干,不过要等三位书记回来一起干。
  10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后,中央政治局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谈话,陈明利害,指出前途,要他们悬岩勒马。叶剑英说中央信任你们,对你们放手,把上海事情办好,信赖你们。同时,要他们每天给上海打一个电话,稳定上海。先到北京的马天水和周纯麟已经服软。马、周二人也说服徐、王。经中央办公厅同意,徐景贤打电话告诉冯国柱:“一切等我们回来后再定。”
13日,市总工会连续召开会议,讨论行动,制定了“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发扬上海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决不允许苏联复辟的教训在中国重演!”等21条行动口号。
  13日上午,在北京已表态支持中央的三位书记回来了。下午,在锦江饭店南楼会议室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三位书记传达中央精神。会议室一片哭声,哭声持续了五六分钟。晚上,马天水又召集工会、民兵、公安局的核心人物开会,再次传达中央精神。会后,一位坚持要干的人到马天水家里,对马天水说:“北京是政变。我们应该利用掌握的民兵武装,像巴黎公社那样,举行反抗,马老你带头,我们跟着你!”马天水回答:军队不在我们手里,民兵根本对抗不了军队。两人抱头痛哭,知道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此时,忠于中共中央的60军就驻扎在上海附近。
  上海虽然是文革派的重要基地,但对文革不满的人也很多。13夜,有人在马路上刷打倒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大标语。从15日开始,上海民众自发地举行庆祝集会,数以万计的人涌入上海市委,质问为何不传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10月22日,《人民日报》公开报道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上海全城沸腾,庆祝的锣鼓声和鞭炮齐鸣,主要马路被燃放的鞭炮纸屑铺了红色。
  10月26日,华国锋派出的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工作组以苏振华、倪志福和彭冲为首。11月1日,10万民兵戴着柳条帽、身穿工作服,扛着轻重武器举行游行。游行队伍高举毛泽东和华国锋画像,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毛泽东逝世,文革派被“粉碎”。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实际已经落幕。但是,正式宣布文革结束是十个月以后的中共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说:“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他强调了文革的必要性后说:“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复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落实扫清了道路。”“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我们可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实现安定团结,达到天下大治了。这样,历时11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
  请注意,华国锋说的是11年文革,不是后来说的10年文革。
  为了使十月政变合法化,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举行了公开审判。这次审判把本来互相对立的两伙人——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捆绑在一起,名为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文革派的判决结果是: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狱),迟群18年,刘庆棠17年。对五年以前就入狱的林彪集团成员的判决结果是:黄永胜、陈伯达、江腾蛟18年;吴法宪、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
  对江青的审判很有戏剧性。外电报道说:“在中国最叫人憎恨的女人,66岁的江身着黑色毛式上衣,戴着一副眼镜,在拍摄电视的灯光下闪闪发光,看起来她更像是一个严厉的女教师。她昂首挺胸地穿过听众走到她的被告席上,一副凶相地撅着下巴。”
  江青在被告席上就位以后,审判员曾汉周把桌子一拍,厉声说:“江青,你是犯人,你是被告,你要怕我们!”江青开始的时候一愣,然后反应过来了,“什么?我要怕你?”“对,你要怕我们。”江青马上说:“怕你?你怕我!”两个人这样来回几个回合,争论“谁怕谁”。后来江青哈哈一笑,说:“你问问坐在你旁边的江华,看我怕过谁!”江青登场闹了这一场,最后宣判时又有一场闹剧。审判长江华为了吓唬江青,宣判:“判处江青,死刑!”到“死刑”这儿就停下了,江青跟着就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叶、邓反革命集团!”江华又接着讲:缓期二年执行。
  审判张春桥时,审判人员事先问他有什么话要讲?张说,除非如实进行报道否则他不讲。后来在审判人员的一再追问下,张春桥说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精神和原则是永存的,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认真解决蜕化变质的问题,成为特权阶级,脱离广大人民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那么人民群众迟早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再来一次革命,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这是公审之前的审问,在法庭上张春桥一言不发。
  在法庭上的王洪文和原来相比判若两人。他彻底被征服了。他为什么会这样?和他同监的邱会作说:“王洪文被捕后,所经受的痛苦是骇人听闻的!我们合监之时,王洪文因脑子受创伤还不能做系统的谈话。他说的常常是东拉西扯,词不达意。”王洪文、吴法宪、江腾蛟、邱会作四人是公审之后,1981年7月15日合监的。这时离王洪文被抓快五年了,他还不能系统地谈话,可见创伤之重。
  中国多年“无法无天”,能够公审,是一种进步。这说明经受文革冲击的官僚们尝到了“无法无天”的苦头,知道法律的重要。但是,从整个审判过程来看,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是政治审判。据时任“两案”律师组组长张思之说,审判员是临时调来的,其中很多是不懂法律的官员,闹出了一些笑话。律师是当局委派的,事先对律师提出要求:对公诉人提出的“事实不能动”,对公诉人给被告定的“罪名不能动”。作为律师,辩护无非是这样两个方面,把这两方面都封死了,还要律师干什么?对出庭的证人事先经过培训,要求证人配合起诉,证明起诉的是事实。这一切停当之后,还要经过多次“彩排”(李纪周曾当被告的替身,新世纪犯罪的公安部副部长),“彩排”合格之后中才开始公审。旁听群众是有组织的,选择政治可靠的人。    (待续,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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