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三十三)

郁达夫(1)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幼名萌生,表字达夫,抗战期间在印度尼西亚曾化名赵廉,浙江富阳人,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
  关键词:性情、畸零、颓唐、任侠、落魄、迷情、婚姻、忏悔、逸事、嗜好、求学、教学、文章、忧国、抗日、非命、评说

性 情

  郁达夫从不隐藏自己,对于他大胆的自我暴露似的“真”,郭沫若曾经这样形容:“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在《沉沦》中,达夫捶胸顿足地大声呼喊:“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实意地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陈翔鹤说:“对于性的事情,他一向都十分公开,好像是对谈吃饭喝茶一样地随便,有时纵然是到‘妓寮’里去过一次,也从不曾对人隐秘过。但他对于女性的,无论在言谈间或行为上,也绝无丝毫轻辱或玩弄的态度,当然更说不上蹂躏了。每当他一说起女人或性的行为来,就好像她们可怜,他也可怜,一切人都可怜似的。有时到一提起他自己荒唐的行为来,就从他平坦苍白的脸面上马上现出悲哀的表情,在他小小的不大有光的眼内也神经质地滢滢然地转动着泪珠。”
  静闻回忆在广州时的郁达夫:“他很清瘦。脸上没什么特征,但一看能够判断他是个聪明人。穿的是灰色长衫,连鞋子也是中国式的。他给人的印象是潇洒平易,和他的文章风格有点近似。至于他初期作品里面描写的那种色情气味,却不能够在他的状貌上找到什么印证——这点当时颇叫我感到奇异。”
  1923年,正当创造社办得如火如荼时,郁达夫接到朋友来信,推荐他到北大任教。郁很高兴,但郭沫若却不希望他北上,因为他一走,创造社的几种刊物很难维持下去。郭对郁说完自己的想法后,郁却说:“最好是停办!”郭觉得可惜,问道:“到了北京不好再寄稿来吗?”郁坚决地说:“不停办我是不寄稿的。”
  后来,郁达夫对陈翔鹤解释他离开创造社的原因:“大家穷在一起,从书局方面拿到的钱又不够生活。书贾又全都是些狼心狗肺的东西,实在难得同他们去鬼缠。……我们创造社真正是想替中国人开出一条文学的路子来的,可是社会不容许我们,一般混蛋东西都排斥我们。真正难说得很,还不如死了的好!”说着,便由泪滢滢转为眼泪滂沱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郁达夫撰文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国民党因此要查封创造社。5月10日的一次宴会上,有人告诉郁达夫,当局“可以保证创造社不封”,但要郁“为他们帮助党务”,郁立即“托病谢绝”。是月下旬,有人设宴请郁达夫、胡适等人吃饭,席间,主人劝郁“出去做个委员”,郁断然拒绝。
  郁达夫加入左联后,对左联的冒险做法很是不满,他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此话引起左联其他人的不满。1930年,郁达夫退出左联,他对杭州报章说:“他们对我很不满意,说我的作品是个人主义的。这话我是承认的,因为我是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后来,他们要我去做实际工作,我对他们说,分传单之类的事,我是不能做的,于是他们就对我更不满意起来。于是,我就把郁达夫这个名字从‘左联’名单上除下来了。”
  陈翔鹤回忆,一次,郁达夫穿了一件新的灰色花绸长衫,从房间里走了出来,草帽微微偏斜地戴在头上,足下穿着一对白帆布鞋,他拍拍身上的衣服说:“这是我的女人从家里寄来的。可怜她对我很好,我却一点也不爱她!”说完之后,仿佛有点滢滢欲泪的样子。
  郁达夫给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太太的王映霞回信,多是边写边哭。收到王映霞的回信,他觉得字里行间透着“永远是朋友”的意思,于是急忙回复,写着写着,又痛哭起来。
  又一次,郁达夫冒雨送王映霞回坤范女中。别时,两人依依不舍时,王映霞回过头,叮嘱一句:“你要早些睡呀!”郁达夫顿时感动地落泪,一路坐着电车哭回家。
  一次,王映霞的几个同学从杭州来上海,王很高兴,到旅馆和同学做竟夕谈。郁达夫也冒着大雪赶到旅馆,晚饭后,他说要先回家照顾孩子,让王留在那里。结果他另去某处喝了许多酒,到晚上十二点多才回到家里,进门就打铺盖卷、整理箱子。佣人问他干什么,他说:“少奶奶在旅馆里已经有了别人了,今天不会回来的。你好好管着两个孩子,我要走了!”说完便将行李搬上黄包车,自顾走了。大家都不知道郁去了什么地方,但他却每隔三两天将信从门缝里塞进来,等佣人去开门,送信的人却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出走是到五马路的一家小旅馆去写中篇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
  郁达夫喜欢溜达,反背着双手,低着头,一声不响直往前冲,远远看去,像个老夫子。在上海时,他常和王映霞在霞飞路上散步。偶尔,两人也会去极司非尔路和愚园路上,坐一种被称作“第四阶级”的小车子。这是一种后面推车的独轮车,上车后,两人分坐两旁,她的右手搭在他的左手上,不时回头同推车人聊几句,也别有情趣。开始王映霞还觉得难为情,后来也喜欢了。遇到了坐小汽车的朋友,从车窗伸出手来打招呼时,两人也自得其乐,绅士淑女似的点一下头。
  移居杭州后,郁达夫对杭州的生活极为不满,他说:“我是个喜欢寻求浓厚的刺激的人,我在杭州住了几天,觉得杭州这地方真太沉闷,太平凡极了。我虽然厌恶上海,但上海有浓厚的刺激可寻。”
  流亡期间,画家刘海粟在《回忆诗人郁达夫》说:
我们来到花园中,坐在草坪上,天空群星闪烁,万里无云。悠英(应指李筱英)在树上,哼着一支英文歌。静默了几分钟,天上,一只孤雁唳了一声。“这雁倒像我。”达夫动感情了,“沫若、寿昌都在重庆忙抗战,仿吾去了陕北,只有我成了孤雁南飞。这些兄弟们何日相见呢?”
  郭沫若说,郁达夫“自谦的心理发展到自我作贱的地步。爱喝酒,爱吸香烟,生活没有秩序,愈不得志愈想伪装颓唐,到后来志气也就日见消磨,遇着什么棘手的事情,便萌退志。这些怕是他有政治上的才能,而始终未能表现其活动力的主要原因吧。”

畸 零

  儿时,郁达夫极为孤单,母亲要为全家生计而拼命劳作,两个哥哥比他大得多,祖母一天到晚只是念经,只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佣翠花陪着他,偶尔给他讲讲故事。翠花去江边淘米洗菜时,他就在江边看着江上的船只来来往往;翠花干家务时,他就在藤榻上翻看几本石印小画本,翻着翻着就和衣睡着了。一次翠花在厨房做饭,他见阳光照在院子里养金鱼的大缸中,很是有趣,便爬到缸沿上,结果不小心栽到缸中,差点淹死。幸好翠花发现及时,才保住了性命。
  1909年,郁达夫到嘉兴府中上学。在嘉兴上学时,因为想家,晚上他常常到操场的阴暗处流泪。因为孤独,他便一心向学,刻苦读书,将满腹心事交与诗作,“曾经试过的稚气满幅的五七言诗句,接二连三地在一册红格子的作文簿上写满了”。
  半年后,郁达夫转到离家较近的杭州府中学,同学大半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衣饰美好,头油面白,举止娴雅,谈吐温存,他们喜欢聚在一起,其中几个还擦香敷粉,装腔作势,卖弄富贵。郁与他们格格不入,甚至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他是插班生,本就性格孤僻,很难融入同学们的生活,“仿佛是两个国家的国民”。但郁达夫天资聪颖,加上格外用功,作文很得先生赏识。因而,同学们送给他一个外号:怪物。
  研究者认为,正是童年时的贫穷、孤独,加上体弱多病,让长大后的郁达夫形成了既孤僻又喜欢交友,既颓唐又充满正义、不断抗争的性格。
  1922年,郁达夫再次到安庆任教。由于郁在学校很受学生欢迎,有嫉妒者便以其小说《茫茫夜》为借口,指责他提倡同性恋,毒害青年。每当郁走进教员休息室,同僚们显露出一种异样的表情,郁便觉得,他们一定在背后说自己的坏话了。
  郁达夫初到北大任教,满怀激情,他对大嫂说这次要将恶习改得干干净净,戒烟戒酒戒女色,但很快,他就陷入苦闷之中。他讲的是统计学课程,枯燥无味,他说:“我的职业,觉得完全没有一点吸引我心力的魔力,对此我怎么也感不出趣味来。”闲暇时,他很是思念妻儿:“若我的女人在北京,大约我总不会到市上来飘荡的罢!”他对自己过往的作品也产生了怀疑,认为是“无聊之作”,朋友聊起来,他觉得“羞惨得窜身无地”,加上经济上的窘迫,他越来越苦闷。一天晚上,他趴在桌子上,枯坐了一个多钟头后,抬起头看着镜子里自己瘦黄奇丑的脸,一下子拿起镜子摔到地上,摔得粉碎。这面镜子产自意大利,上面镶有四个象牙螺钿,是结婚时孙荃送他的定情物,郁达夫看着破碎的镜子,心里很是惋惜,而苦闷也随之消失了。从此,他只要苦闷时,便用破坏的方法获得解脱,比如将爱读的书烧毁,将喜爱的衣服剪破。一次,他将二哥寄给他的五元钱买了一大包最廉价的香烟,塞在炉子里烧,他被烟熏得泪流满面,但内心的痛苦减轻了不少。
  每逢苦闷的时候,郁达夫便说:“我的确是一个零余者,所以对社会人世是完全没有用的。”

任 侠

  静闻说:“达夫先生性格的显著点是纯真坦白。他对于朋友,不管是新交或旧侣,说起话来总是那么率直的。一般江浙读书人,所常有的那种矜持、含蓄,在他身上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有时候,他简直单纯得像个小孩子一样。他的创作的基点在这里,而它的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他对于弱小者怀着近于‘感伤’的同情。这种天性贯串着他的全生涯。”
  一次,郁达夫下课后顺路去找学生冯至,两人冒着大风沙逛到宣武门的一家旧书店,冯至拿起一本德文书翻看,郁达夫问了书的价格,从衣袋里掏出六角五分钱给了书商,转身对冯至说:“这本书送给你吧,我还有约会,先走了。”当时,冯至身上带的钱不够买这本书。
  有时,郁达夫在街上和冯至等穷学生不期而遇,便邀请他们随意到一个小饭馆里小酌。冯至记得某个晚春的夜晚,天上下着迷蒙的小雨,郁达夫带着他们在前门外熟识的酒馆中喝酒,从一家出来又走进另一家,一共喝了三四家。他们并未喝太多酒,郁兴致却很高,愤世嫉俗,谈古论今,诵咏着他的旧作:“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直到子夜后,众人才各自散去。
  冯至回忆说,郁达夫兼有“相濡”与“相忘”这两种迥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他对待朋友和来访的青年,无不推诚相待,坦率交谈,对贫困者乐于解囊相助,恳切知情的确有如‘相濡以沫’。可是一旦分离,他则如行云流水,很少依恋故旧。我从1926年后,再也没有见到达夫,我们各自沉浮在人海中,除了我仍然以极大的兴趣读他的……小说与散文外,也就‘相忘于江湖’了。”
  郁达夫读了沈从文的小说后,前去看望沈,并请他去附近吃饭,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告辞时,郁留下他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找回的三元二角多零钱。当时郁达夫的工资每月仅30元。
  孙席珍回忆说,郁达夫“处世温雅恬静,悠然自适;对人不卑不亢,平易可亲……纵有不快之事,并无愠色;偶或与人意见相左,有所争论,也总是心平气和地相对,从无悻悻之词”。1923年的某秋日的傍晚,孙匆匆到报馆上班的途中,在北河沿撞到了一位行人,那人踉跄了一下,孙忙向他道歉。他和蔼地连说“没关系”,又说:“你好像有要紧事,还是赶路吧。”孙向他鞠了一躬便匆匆离去了。几日之后,孙又在路上巧遇此人,细看,才知道就是郁达夫。二人边走边聊,正是饭点,郁达夫便邀请道:“乘此菊黄蟹肥时节,同我去做件雅人雅事吧。”当时在北京吃螃蟹是奢侈之事,螃蟹只有正阳楼有卖,且售价一元一只,孙每月伙食费才三五元,听罢觉得太贵,颇为踌躇。郁慨然说:“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又何妨呢?”孙见他语气诚恳,便一同到正阳楼,郁达夫要了公蟹母蟹各两只,绍酒两斤,与孙痛饮一番。
  郁达夫乐意尽力帮助跟他接触的所有贫困青年,他说:“平索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总尽我力量帮助他们。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这几天来天气变得很冷,我老想买一件外套,但终于没有买成。”
  沈从文、陈翔鹤、刘开渠等青年都喜欢到郁达夫处聊天,谈晚了就在郁的床上睡下。发了薪水,郁总是请他们到小饭馆吃饭,喝了酒,郁指着某人大唱“提起了此马来头大……”,然后哈哈大笑;有时想起什么,又流下泪来。他还常提及创造社的同伴们,说:“沫若、仿吾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结账时,他总是抢着付钱:“我有钱,我有钱,你们都是穷学生,那得有许多钱来请客!”
  郁达夫为青年诗人冯蕉衣修改稿件,又当面指点。1940年,27岁的冯蕉衣因贫病交迫而早逝。次日郁达夫送其入殓,七天后在《晨星》栏刊出“纪念诗人冯蕉衣特辑”。最后,他为冯遗诗出版写了情词恳切的序言。
  郁风回忆,三叔郁达夫在北京时,时常带她到河边玩,边喝随身带的一小瓶白干,边和河边钓鱼的农民聊天,问农民今年的收成、家中人口等。一次,郁达夫买下了一个老人钓的一条鱼,郁风也不记得他给了多少钱,只记得回到家里,母亲一听数目就说:“这么贵呀!”
  郁达夫带着侄女郁风到护城河边溜达,看见一个车夫溺水而亡,其妻在一旁痛哭。郁达夫坐过那位车夫的车,很是同情,想从口袋里掏出几个钱给车夫的妻子,但身上却无分文,只有一个银表。他趁着车夫的妻子不注意时,将银表偷偷塞进她的小兜里。
  黎锦明回忆:“达夫天性仁爱,对一切不幸的人和生活,时常怀着极深厚的怜恤。”1926年,郁达夫与黎锦明从浦东码头乘船去广州,二人将行李运上船后,见有时间,便上岸浏览一番。他们在街上路遇两群瞎子少年相互厮打,东西摔得满地都是,有的人被抓伤了头皮,鲜血直流。郁慌忙跑上去,拉开他们,出言呵斥闹事之人,将地上摔破的东西捡起来,又掏出几角钱给受伤的少年,喑哑着嗓子安慰他们说:“买点药,回家好好的养上去。你们真奇怪,为什么这样不互相合作,你们都是弱小的人!……”将他们遣散后,郁达夫还兀自伤感地苦笑着。
  1929年8间,鲁迅因北新书局拖欠版税,准备请律师进行诉讼。北新书店的李小峰忙请郁达夫居中调解。当时,郁正在杭州小住,接到李的电报后,立即返回上海。经过几次商谈交涉,鲁迅答应暂时不提出诉讼,而北新书局则表示愿意按月摊还积欠的两万余元。事情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郁达夫为此事前后花费了20天左右,还耽误了自己的写作。
  郁达夫与郭沫若有过密切的交往和合作,因郁达夫的《广州事情》一文,二人一度断交(据温梓川分析:是郭沫若唆使“小伙计们”把“不革命”的郁达夫踢出创造社的),但到抗战爆发前夕,郁却又能抛弃前嫌,毅然前往日本请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
  王任叔问郁达夫怎么学会说印尼话时,郁摇着头,嘴唇微颤地答:“那真是天晓得,是从马来人青肿的皮肤上学来的!”原来,刚为宪兵翻译时,他听马来话还是很困难,便乱翻译一气,马来人也就被日本人乱踢乱打一通。郁达夫于是加紧学会了马来语,他苦笑着说:“现在,我不会弄错。听马来人说得不很合日本人意思的,我就代为改正一些。日本人的性格,我也摸熟了。这就算是我为以前遭冤打的马来人赎了些罪吧!”

落 魄

  郁达夫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自幼家境贫寒,因家中无力养活四个子女,其姐凤珍从小送给别人家做童养媳。郁达夫先天不足,出生后因母亲奶水不足,家中又无力雇奶妈,营养不良,身体很瘦弱,不足一周岁便患了严重的肠胃病,前后拖了一年多,差一点没命。而家中也因此花费不少,父亲积劳成疾,于郁达夫三岁时逝世,年仅38岁。
  父亲去世后,郁达夫的母亲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照顾婆母。为供三个孩子上学,她除了耕种家中的六亩田外,还摆了个炒货摊,卖黄豆、蚕豆、瓜子、花生等。
  1908年春天,考上富阳县立小学的郁达夫向母亲提出想要一双皮鞋,“觉得在制服下穿上一双皮鞋,挺胸伸脚,得得得得地在石板路上走去,就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事情”。母亲已经为郁达夫交了几十块大洋的学费,再无力筹两块大洋去买一双皮鞋,只能赊账。郁在店里试皮鞋时,店家殷勤备至,但一听赊账,立即变了脸。母亲只好含泪回家收拾了一包衣物,准备去典当,郁见后极为心酸,他边哭边喊:“娘,娘!你别去!我不要了,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可恶的店家!”母子二人相对放声大哭。从此,郁达夫不但不要皮鞋,也不要新衣服和用具,并且只和贫穷的同学来往。
  1921年,郁达夫回国,怀着满腹雄心壮志,接替郭沫若到泰东书局编《创造》季刊。泰东不给郁发聘书,也不定职位和薪水,膳食极为不好,住宿条件极差。他住在书局堂屋靠近楼梯的一个铺位,刚住进来便被偷去100元。此处人来人往,声音嘈杂,更有一位姓王的编辑,走路声音很大,起床很迟,一起床便吆喝茶房打水,每天还要英文朗诵和风琴独奏,吵得四邻不安。郁只能学习郭沫若的方法,用毛巾包着头,遮住两只耳朵,别人问就说头疼。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他无心写作,原本计划要写的小说《茫茫夜》迟迟未能动笔。
  凌叔华回忆,徐志摩、丁西林等人常到她家聚会,一次徐说要带郁达夫来,结果到了这天徐独自前来,说郁的棉袍被学生穿走了,出不了门。大家都知道郁的棉袍是同事集资赠送的,于是议论纷纷,说应当出钱到沽衣铺再给郁买件棉袍,丁西林更是说要连做三件才够。大家纷纷说好,谈到钱由谁来出,一致认为是徐志摩的事。徐连忙叫道:“你们都来欺负我,我老徐不是傻瓜,惹急了也会打人的,知道吗?”说归说,一周后某个大雨的早晨,徐志摩一个人巴巴地跑到前门沽衣铺为郁达夫买了一件棉袍,因为天太冷,怕没有棉袍郁连上课都去不了。
  1935年,郁达夫到上海,周黎庵、陶亢德等人去看望他,郁看上去心事重重,很是萧索,住在一家简陋的小旅馆,除了简单的行李,仅有一捆旧书。他说此行是为张罗一些钱过年而来,但凑到的钱又被他买旧书花去大半,明日一早回杭州,王映霞在车站等候,势必大失所望。周等人请他去吃宵夜,他再三推辞,以为别人的处境都和他一样窘迫。最后几人来到一家羊肉店,他不肯多点菜,也不肯多喝酒,只是吃了一碗粥了事。

迷 情

  李初梨分析郁达夫时说,郁是“摹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
  郁达夫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般的初恋之情。初时,两人只是互相点头微笑致意,后来就经常一起玩耍。1909年,郁达夫从富阳小学毕业的那天,他喝了些酒,走到赵家。赵家少女独自在灯下练习写字,郁达夫过去吹灭了洋灯,她大叫一声之后,看见是郁达夫,便沉默了。郁达夫伸出手,捏住她的手臂,两人沉默相对许久才开始说话,不久赵家的人回来,他便告辞了。
  到日本后,郁达夫与后藤隆子、蓧田梅野、玉儿等日本少女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情愫。蓧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与她交往数月。玉儿也是侍女,郁曾为她写下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
  郁达夫在安庆法政学校任教时,据说除了上课,全部时间和收入都花在游荡上。他寻花问柳的条件是:第一,年龄要大一些;第二,相貌要丑一些;第三,要没人爱过的。有一段时间,他的绰号就叫“三条件”。据此条件,老鸨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海棠”的妓女。易君左说:“这朵‘海棠花’我拜见过,当时芳龄不过比她的‘如意郎君’大两三岁,即二十七八岁,天生一副朱洪武的异相,嘴可容拳,下巴特长,而上额不容三指。据说这种面相,在男子当有‘帝王之尊’,在女子则谁也不敢领教。”
  每日任教结束,郁达夫必到位于城外的海棠姑娘处,而由于有早课,第二日他又必须于凌晨时分早早赶到城门洞里,耐心等候城门打开。郁把每月教书所得的收入,都如数交给海棠保管。有人认为,郁达夫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茫茫夜》,真实地记录了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
  对于郁达夫倾心海棠,易君左说:“我当时就有一种看法,郁达夫之爱海棠花,决不是任性纵欲,而是专找那人间最不平的道路去填。人家不要的他要,人家不爱的他就爱,人家越不爱的他越爱。海棠,这可怜的女人,是一个穷苦而无告的孤哀的象征,找不着一点爱的萌芽,所以达夫故意标榜三条件而单独选中了她,给残酷冷淡而不公平的人世看看。”
  陈翔鹤回忆说,郁达夫跟他们多次逛胡同,郁总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的慢慢看,先点若干班子的名,然后挑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坐坐,或者一个也不挑。有一次,他对一个姑娘说:“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五六个月不亲近女人了!”这个姑娘就向他的怀里坐下去。他呆呆地望着她,仿佛若有所思,又仿佛如有所求似的望了一会儿,推开她说:“好了,我们走了。下次再来。”姑娘要留下他,他笑了笑,摇摇头,走出门去。
郁达夫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叫银弟的身世可怜的妓女,之后的两三个月间,郁达夫常过去找她,在她身上花了几百元。郁说,他和银弟说不上是恋爱,“然而和平常的人肉买卖,仿佛也有点分别”。日后郁在轮船上遇见了一个和银弟有几分相似的女子,心里还颇为怀念。
  关于郁达夫,曹聚仁说:“诗人住在历史上是神人,飘飘欲仙的;但住在你家隔壁就是个疯子。”
  白薇回忆,她在广州时听说郁达夫有意追求自己,但她尊敬郁,对他以长辈看待,故与之交往颇有顾虑,敬而远之。郁仿佛知道她的顾虑,一次对她说:“有人认为我很浪漫,其实我的内心是很正直的。别看我常常和女孩子们也握握手,拍拍肩,我认为这是友爱,不是邪爱。你不信?即使有哪个女孩子在我家过夜,我绝不会触犯她。”郁曾邀请白薇去他的寓所做客,但白薇始终不敢。
  郁达夫在向王映霞猛烈求爱但没有得到王的明确允诺之前,一度还向一位名叫徐之音的寡妇求爱,他甚至觉得这个徐“实在可爱之至”,比王映霞要“强得多”。
  1928年秋天,郁达夫见到谢冰莹,表现得十分兴奋和激动,直呼其名,王映霞忙对谢解释就说,他是个“放荡惯了的人”。
  郁达夫在杭州生活时,有一个丁姓女子拜他为师,这个女子差不多30岁,结过婚不如意又离了婚,她仰慕郁达夫,还曾为郁达夫修建“风雨茅庐”提供过资金。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陷入危机时,在新加坡曾遇到一个叫“玉娇”的歌女。郁觉得玉娇的“两个大酒窝”很是“娇美可爱”,分明就是年轻的王映霞。一次,郁达夫喝醉了酒,居然搂着玉娇说:“映霞!是你对不起我!”他们的恋情大约持续了两年时间。
  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后,郁达夫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女播音员李筱瑛。李26岁。是福建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的英语,因与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是新加坡情报部的职员。李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主动向郁示爱,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以郁“契女”(干女儿)的名义搬到郁家居住。据王任叔说,郁对李“忠顺与卑屈,已到了奴隶的程度”。但因达夫的儿子、时年13岁的郁飞反对李筱英与郁达夫的恋情,最后李筱英只能痛苦地搬出郁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退到爪哇岛,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两人分离。
  田汉在自传体小说《上海》中,为郁达夫辩护,将爱情的多元论归结为“艺术家的特权。”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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