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三十九）

　　文革失败，是继大饥荒之后，再一次证明毛泽东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失败。教科书多年宣传的神圣而美好蓝图在人们心目中已经破产，“中国人期待一个巨大而翻天覆地的变革。”这种期待，不仅是在城市，不仅在发达地区，著名学者钱理群在贵州安顺偏辟的山区中学里也深深感受到了！
　　然而，中国人对变革的期待，要受到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左右。文革结束以后，主要有四股政治力量企图按自己的意愿左右中国未来的道路。
　　第一种力量是，政治和经济都维持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即政治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经济上坚持计划经济体制。
　　粉碎“四人帮”，使得这股力量大为削弱。但是，粉碎“四人帮”的人，并不一定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不一定都反对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多年意识形态的灌输，毛晚年的路线在群众中还有一定的基础。
　　第二种力量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走五十年代的路。
　　持这种态度的人们的主张是，放弃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回到五十年代。他们认为，计划经济没有错，只是执行中没有搞好。当然，五十年代国有经济集中得太多，统得太死。所以，他们主张，在计划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允许搞一点市场调节，这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是这一主张的代表。
　　第三种力量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取向的改革。
　　持这种看法的人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在改革之初，还没有人敢说放弃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只是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明确提出改革要以“市场取向”，到九十年代初期才提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是这种力量的代表。
　　第四种力量是，在经济上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搞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政治民主化。这是一种主张彻底的改革的力量，希望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自由民主派。
　　文革刚结束时，这种看法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在当时主流人物中，在体制内，没有人提出这种主张。这种力量主要存在民间和部分知识分子中间。在国外，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已经转轨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这种看法是社会的主流思想。国外的主流思想持续不断地对国内施加影响。
　　这四种力量排成系列可以形成中国自左到右的政治光谱。最左为“四人帮”残余力量和坚持毛晚年路线的人们，最右为自由民主派。这个光谱是连续的，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还有中间地带。这个连续的政治光谱中两处能量最强，这就是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三种力量和陈云代表的第二种力量。上述四种政治力量较量持续了中国改革30多年的进程，四种力量的合力决定了中国的方向。
　　前三种政治力量，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有分歧，但在政治上都是坚持毛留下的制度，即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只有第四种政治力量是希望将一党专政改变为宪政民主制度。在第四种力量比较弱的时候，前三种力量围绕经济改革的目标相互斗争。一旦第四种政治力量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时，前三种政治力量会一致起来，共同打压自由民主派。
　　面对各种政治力量，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有两种选择：一是在各种政治力量间保持平衡，在平衡中驾驭各种力量；二是依附最强的政治力量，成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的代表。华国锋既没有能力驾驭各种政治力量，也没有成为最强大政治力量的代表。他成了第一种政治力量的代表，这是最没有前途的政治力量。他势必下台。
　　如何处理毛泽东的遗产，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继毛泽东之后，作为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对解决这个难题没有大的建树。1976年10月26日，他对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谈揭批“四人帮”时说：“凡是主席点过头的、批（示）过的不要去批。”1977年3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这篇社论是由中央理论学习组起草的，显然体现了中央最高层的意图。华国锋还发表文章，提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尽管1978年底华国锋下台时对他定的几条“罪状”十分牵强，尽管在他主政的两年多时间里，开放和改革已经提上了日程，深圳经济特区已经在酝酿，但“两个凡是”的副作用还是不能否认的。
　　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无疑有历史惯性的作用。对毛这种崇拜持续了多年，毛刚去世，华国锋难以摆脱历史惯性。在当时的中国，对毛泽东的迷信已经深入到很多人的细胞和血液之中，谁敢说毛主席的话不是真理？谁敢对“最高指示”有半点迟疑？
　　在“两个凡是”约束下，华国锋提出“抓纲治国”的方针。抓纲，就是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内容就是，揭批查“四人帮”运动和“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治国，就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些和毛泽东在世时完全一样。
　　揭、批“四人帮”是以过去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大搞群众运动，大打清查战役，大搞人人过关。全国数以千万计的人受到清查。
　　当时揭、批“四人帮”的主要内容是，揭“四人帮”如何“阴谋夺取权力”。这似乎可以当作“罪状”，但细分析一下，“阴谋夺权”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难道官僚派没有夺权？难道官僚派的夺权活动都是“阳谋”？问题的实质在于，“四人帮”把中国引向何处。也就是说，要揭批“四人帮”的思想路线。这对华国锋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四人帮”的思想路线，正是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既要表示他是毛泽东的忠实继承者，他不仅不可能（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批判这一思想路线，还要高举这一旗帜。于是，在揭批“四人帮”时出现了奇特的扭曲现象：说“四人帮”背叛了他们自己所极力坚持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晚年的路线。也就是说，把“四人帮”扣在务实派头上的“帽子”，反过来扣在“四人帮”头上。这真是政治和理论上的尴尬。
　　当时的报刊的宣传逻辑混乱，牵强附合。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会丧失”。说“‘四人帮’干扰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要“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新的冤案又不断被制造出来。1977年１月，北京青年李冬民等多人在长安街贴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平反，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并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在辽宁旅大市，出现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字报，被定为“反革命事件”。1976年12月9日，吉林省长春市青年史云峰，在因“反革命罪”被捕两年以后，被处以死刑，立即枪毙。1977年4月16日，上海青年王申酉，因批评毛泽东的某些看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被枪决。江西女青年李九莲，因攻击林彪、同情刘少奇，关押了几年，1977年12月4日被枪毙。华国锋主政期间，全国处以死刑的所谓“反革命分子”四五十人。这些被杀的青年，多数是思想解放的先锋。
“两个凡是”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路线固定下来了。华国锋作茧自缚，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
“两个凡是”像一根绳索，它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中国不能前进一步；
“两个凡是”，像一根钉子，把邓小平等一批被毛泽东打倒的干部，死死钉在毛泽东设置的十字架上。
当时多数人的政治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二是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钦定的。要坚持“两个凡是”，这两个问题都不能解决。
　所以，邓小平必须向“两个凡是”挑战。
　　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两年内，向“两个凡是”挑战是有风险的。邓小平用政治智慧规避了挑战的风险。他用抬高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来降低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他在“必须世世代代地”的漂亮包装下，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不露声色地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放松了“两个凡是”的绳索，这为他以后改弦更张埋下了重要的伏笔。他解释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然而，怎样鉴别它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呢？由谁来鉴别呢？如没有客观标准，那只能靠新的超级权威来作为最高裁决。这新的超级权威也可能根据自己的意志来裁决。送走了一个毛泽东，又再造一个新的“毛泽东”。这显然是不行的。于是，就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当做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是用社会实践标准代替毛泽东思想这个标准。这场大讨论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引发的。文章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是孙长江、胡福明，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在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起了重要作用。
　　社会实践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里短期找到结论，它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才能够明辨是非。所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命题，包含着一个重要任务——真实地还原近百年来的历史过程，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这就要颠覆几十年来官方按照意识形态的需要编定的历史教科书。这就可能损害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执政者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不过，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是破除了对毛泽东迷信。这个“现代迷信”禁锢了中国人的头脑二十多年。现在终于要砸碎精神枷锁！

一股汹涌的民主浪潮

　　枷锁一旦砸碎，就出现了势不可挡的汹涌浪潮。这浪潮猛烈冲击着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思想堤防。其标志就是“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西单墙是民间的，理论务虚会是官方的。
　　“西单墙”，是从电报大楼到西单路口的两三百米的一段临街墙。高约三米左右。墙内有一座灯光球场、电车停车场等公共设施。那时没有西单文化广场、民航大楼、图书大厦等建筑。这里是北京的中心地带，距天安门广场不很远。是向公众发表意见的理想场所。
　　毛泽东时代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文革结束后，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访。长安街西单地段北侧那段墙，成了上访者张贴申冤诉求的大小字报园地，也有人在这里张贴政治与社会诉求的文章。我的印象中，较早是贴出的是被禁止发行的一期《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登载了1976年“四五”运动中的天安门诗抄，还发了《破除迷信　掌握科学》的评论文章（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撰，经胡耀邦审阅同意），文章批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并称之为“现代迷信”。主管宣传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大为不满，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杂志全部收回。人们就将这期杂志一页一页地贴在“西单墙”上，成千上万的人便涌去观看。后来很多人贴出小字报、大字报，发表自己的政治诉求。小字报、大字报越贴越多，几百米的墙全被贴满，而且每天都是新的覆盖旧的。看大字报的人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站在里面的人高声念，外边的人有的听，有的记录。通宵达旦，人流不息。这段墙就被人称为“民主墙”。一时这里成了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外国记者丰富的新闻来源。后来，在王府井大街、人民英雄纪念碑等处也贴满了大字报。“民主墙”的影响逐渐扩展到全国主要城市。中国其它一些大城市也有类似的“民主墙”。
　　“西单墙”的大字报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比较集中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除了个人的申诉以外，还有泛泛地倾诉社会冤案无处申诉的怨恨。如在王府井有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题为《包青天，你在哪里？》其悲愤、怨恨之情，其慷慨激昂之势，打动不少行人。抄录的人很多。有不少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开始有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有的大字报呼吁为刘少奇平反。
　　三是对民主的渴望。不少大字报控诉中国没有民主，呼吁建立民主制度。如魏京生在“四个现代化”中又加了一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即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称为“第五个现代化”。高山（即郭戍华）的《民主运动的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从“对民主政治的渴望和对专制的仇恨”出发研究民主运动。任畹町的《中国人权宣言》，提出“公民要求实现思想言论自由，释放全国思想言论犯”。
　　四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开始有人批评毛泽东。有的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支持“四人帮”、解除邓小平的职务。贵州的《启蒙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贴的大字报用寓言诗的形式，暗示毛泽东是封建专制。黄翔的《火神交响诗》，提出“把暴力和极权交给死亡”“把供奉神像的心中庙宇捣乱和拆毁”。
　　五是对“凡是派”的批评。王府井大街有一张大字报说汪东兴是“何是非”。何是非是当时轰动性的话剧《于无声处》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位出卖灵魂的老干部。该话剧是首次批评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
　　“西单墙”继续发展。由集会又发展为出版各种民间报纸和刊物。又由地下报刊发展为各种民间政治组织。北京的民间报刊有：《四五论坛》《今天》《群众参考消息》《民主墙》《求是报》《沃土》《北京之春》《探索》《启蒙》《人民论坛》等数十种。上海的民间报刊有《民主之声》《未名》《青年笔记》等。广州有《人民之声》《人民之路》《浪花》。天津有《新觉悟》、《渤海之声》等。这些刊物中走得最远的是魏京生主持的《探索》和任畹町主持的《中国人权》。魏京生在《探索》上著文称，无产阶级专政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封建君主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一些的膏药”。民间政治组织有“启蒙社”“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解冻社”“天津觉悟社”，等等。
　　“西单墙”继续发展，单纯用文字形式已经不能适应众多的人发表意见的需要了。于是，就出现了“人民民主墙”讨论会。讨论会的声势越来越大。1978年12月28日晚７时，本书作者到“西墙单”看大字报。正好又开讨论会。有人发表激昂康慨的演讲。听众约有几千人。演讲者认为，光争民主、争自由还不够，最根本的是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听的人越来越多。致使西单交通堵塞。有人提议把集会转移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去。于是，数千人排着纵队向天安门进发。一边走一边喊着“要民主，不要专制！”“中国人民不是阿斗！”“让思想冲破牢笼”等口号。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队列还很整齐。
　　记者的职业习惯使我也跟着队伍走到了天安门广场。走到纪念碑下，参加讨论的和围观的已达数万人之众。站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演讲的人一个接一个。演讲的内容和西单墙大字报差不多，但措辞激烈，富有煽动性。我感到这是一股民主浪潮。
　　与民间民主浪潮相呼应，在理论工作者中间也发出了强烈的民主呼声。这就是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在真理标准讨论期间，即1978年9月，《红旗》杂志编辑部写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回击。文章虽然也讲实践第一的观点，但整篇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文章不反教条主义，而大批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说这种言论是“海外奇谈”。
　　《红旗》编辑部将它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征求意见。哲学所提出了六点不同的看法。《红旗》编辑部将它和哲学所的意见一起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看到后，提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
　　理论务虚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1月18日到2月22日（中间春节休息了５天）。这一阶段强调拨乱反正的主题。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集，邀请中央和北京的160多名理论宣传工作者参加。各省市还派出了联络员。与此同时，许多省市也召开了理论务虚会。第二阶段计划从3月开到4月。
　　1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代表党中央讲话，题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他号召大家，“要从思想僵化或半僵化中解放出来，从小生产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从各种官僚主义的‘管、卡、压’下面解放出来，冲破一切禁区，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充分地发扬理论民主。”邓小平也指示这个会“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一阶段。这一阶段集中批判了“两个凡是”。讨论者的发言涉及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有人激烈地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论证我们还有反封建主义的任务，等。……一些过去不敢想、不敢说的问题都提了出来进行讨论。
　　在当时看来，有一些发言是惊世骇俗的。第三组副组长王惠德说：“建国快要30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挡不住的。”这个组的组长周扬说：“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上、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历史学家黎澍批评毛泽东过早地放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不讲条件地向社会主义过渡，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许涤新联系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说：“这些是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毛主席就是不懂经济。”国际问题专家宦乡直接批评“九评”：“九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有的文章根本上错了，文风也特别坏”，他分析了“九评”对国内政策路线的恶劣影响。理论工作者李洪林作了《领袖和人民》的长篇发言，直言不讳地全面批判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当时正在时兴的对华国锋的个人迷信。提出“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鲍彤、阮铭等人的发言，也使人振聋发聩。
　　理论务虚会对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清算。它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危及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危及了它的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它将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冲开了一个大缺口。
　　理论务虚会是上层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力量的冲击波，“西单墙”是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和受旧体制之害最深的底层群众的冲击波，二者构成了中国七十年代末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邓小平开始是支持“西单墙”的。1978年11月26日，他对前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叶剑英12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
　　12月初，邓小平出席了中法贸易协定签字仪式之后，对法国记者也说了和上面意思相同的话。在同“凡是派”作斗争中，邓小平还要借助民间的力量，还要借用党内外的民主浪潮。
　　然而，他的支持是有限度的。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物极必反。文化大革命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推向了荒谬程度，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意识形态推向了荒谬程度，将极权制度的残酷性推向了极端的程度，每一个有理智的中国人都感到中国必须改弦更张，必须重新作出选择。这是形成中国改革共识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文革将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问题推向极端，将它的问题暴露无遗，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
　　官僚集团和普通民众都在文革中吃够了苦头，所以官民都有改变现状的共识，即改革开放的共识。但是，官僚集团和普通民众在文革中吃的苦头是不一样的，官僚集团吃的苦头是来自民众的冲击，民众吃的苦头是来自极权制度的残酷。所以，民众要求通过改革开放挣脱官僚制度的锁链；官僚们要求改革开放是稳固官僚制度。文革最后胜利者的官僚集团，虽然积极推动改革开放，但他们严防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垮了他们的利益保障——毛泽东留下的政治制度。为了维护这个制度，也必须坚持毛泽东留下的意识形态。
　　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的激烈的言词，“西单墙”引发的群众请愿，上海知青要求回城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使中国共产党内高层感到，这些将危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事过７年以后的1987年胡耀邦下台时，在天津当市委书记的李瑞环在市委常委会上说：“我当时就向胡耀邦建议砍掉‘西单墙’，他还犹豫不定。”高层一些人对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很不满意。邓力群说：“会开的时间愈长，发言的人愈多，离谱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上要连根拔掉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胡乔木说：“这个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就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邓小平说：“看理论务虚会的简报，越看越看不下去。”邓小平感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受到威胁，并且受到了来自党内多方面的压力。
　　理论务虚会第一阶段2月22日结束。第二阶段开会前领导小组开了一个会，胡耀邦谈了社会上发生的情况，说第二阶段主要是邓小平作报告。第一阶段结束后就开始起草邓小平的报告。据起草者之一的李洪林回忆，原来计划是华国锋在闭幕式上讲话，在会议开始时，胡耀邦、胡乔木向李洪林面授机宜，主题是继续解放思想，促进改革开放。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华国锋不讲了，改由邓小平讲，还成立了由胡乔木、吴江、宋振庭、滕文生五人组成的起草小组，由胡乔木主持。邓小平对起草者说，讲话中要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很严厉地指责社会上的“极端民主化”，也批评了理论工作的软弱。
　　３月30日，邓小平作报告，听众不仅仅是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几百人，首都的头面人物都出席了，坐满了整个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人感到，这是向全党、全国的一次反右的政治动员大会。他的话音刚落，理论务虚会就草草收场，“民主墙”也在以后被取缔。
　　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中说：
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都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
　　邓小平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共产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如果国家出现乱局，就不可搞改革开放。为了稳固政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的，所以邓小平用“四个必须”来表达。“两个凡是”和“四个必须”虽然有不同之处，但都含有继承毛泽东的体制的意思。然而，如果真的全盘继承毛泽东这一套，就不可能改革开放了。为此，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重新作出了解释 ，在经济体制上，否定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也走出了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
　　为刹住“西单墙”引起的民主浪潮，３月29日逮捕《探索》主编魏京生，４月４日逮捕了《中国人权》主编任畹町。同时还逮捕了带领上访人员闹事的傅月华。各地也相继逮捕了一些人。10月1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３年。
　　关于魏京生罪案，本书作者的邻居、新华社离休老编辑穆广仁，向我谈了他经历的一件事。当时他和曾建徽都是新华社副总编，在法院审理魏京生罪案之前几天，新华社社长穆青接到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的电话，让他派人到公安部采访，并且将公安部的谈话发通稿。穆广仁和曾建徽到了公安部，公安部两位负责人向他们讲述了魏京生的罪状（即后来法院宣判的那些罪名——所谓“泄露军事机密”）。稿子写好以后，送朱穆之审定，由新华社社长穆青签发。事后朱穆之又来电话说：请你们给《人民日报》打电话，让他们务必登出。穆广仁给《人民日报》总编室打电话，接电话是副总编李庄。李庄说：“我们不登。”穆广仁只好打电话向朱穆之回报。朱穆之说：“再给他们打电话，让他们登。”穆广仁又打电话。李庄接电话后一句话也没有说。第二天，《人民日报》还是没有登。后来《人民日报》登了法院的判决结果。
　　对于逮捕魏京生，胡耀邦曾经有不同意见。他说：“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大凡敢提出这样问题的人，恐怕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现在还不写检讨，还要绝食抗议。你们别以为他怕死，相反，他想快点死，他一死，就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又发出通告。通告说：自12月8日起，凡在自己所在单位以外张贴的大字报（包括小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内大字报张贴处，并在附近登记处填报真实姓名、化名、住址和单位，禁止在“西单墙”和其它地方张贴。
　　当局的作法引起了群众议论。大家认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为什么对写大字报的人采取如此压制手段呢？
　　在政治专制制度下，一旦宪法束缚了最高执政者的手脚，他们就要修改宪法。
　　1980年2月23日到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建议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45条，取消“四大”。同年８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这一建议。从此，在中国盛行了近30年的大字报就再不合法了。
　　既然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也就必须正面肯定毛泽东这个人的历史地位。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法拉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明快、干脆地回答：“永远保留下去。”他接着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以后，邓小平主持起草一个重要文件，为毛泽东及毛泽东时代作一个结论。这个文件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
　　从1979年11月开始，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起草这个文件。在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先后发表过10次谈话，详尽地谈了他的看法。后来又交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又在不同范围内征求意见。经过7次修改才定稿。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前后历时19个月。这么多高级干部的讨论过程，是达成妥协的过程，是取得共识的过程。人们常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因为，当代人写历史总是怀着当代人的诉求和期待、在当代所允许的政治条件下叙述和评论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过程。邓小平主持作出的这个决定，它是1981年的“当代史”，是文革胜利者——官僚集团的“当代史”。是根据1981年掌权者的政治需要和当时的政治条件来叙述和评论建国以来的社会实践。说它是一部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如说它是一部政治问题的决议，是对当时面临政治问题的折衷和妥协。有了这种妥协，才有全党的共识，才有三十年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改革开放历史活剧。这个决定当然不可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不是历史的最终总结。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达38000字。这个决议把毛泽东分为两个阶段：晚年毛泽东和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晚年是指搞文化大革命时期。晚年毛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晚年以前的毛泽东是光辉的。《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决议》强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毛泽东留下两大问题：经济上极度贫困，政治上极端专制。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邓小平继承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制度遗产、意识形态遗产，在政治制度不变情况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在经济体制上，他推行市场经济，在政治体制上，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87年，赵紫阳按邓小平的意思，将邓小平的这个思想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把这一归纳提到“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可以用另一种形式表达：坚持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学习西方发展经济的经验。这是清朝末年的改革者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
　　在晚清的那次改革时，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就是保持晚清的政治体制，“西学为用”，就是引进和利用西方的器物层面的经验，强化晚清的政治体制，巩固晚清的统治，延长日益衰败的清朝的寿命。在邓小平时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学为体”，改革开放就是“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就是保持毛泽东留下的道路、理论和政治制度；“西学为用”的目的就是发展经济，并以此来巩固和延长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制。历史已经证明，张之洞这个指导思想失败了。现代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能够成功吗？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摆脱多年极度贫困的应有之义。然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旦作为最高的共识，它必然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取代，就出现了社会宽松的效果：废除了地、富、反、坏、右等政治身份，政治贱民及其家属上亿人取得了平等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对外开放。这就对世界局势的评估发生了变化：用“和平发展的时代”取代“革命和战争的时代”，停止了“反帝反修”和支援世界革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经济改革大幕，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然而，这场改革的主导者是文革的最后胜利者官僚集团。他们掌握着国家全部资源，左右着改革方向，客观上决定了改革的成本由什么阶层支付和改革利益在各阶层间如何分配。
　　改革开放，使得多年被压制的社会活力一下子迸发出来，再加上吸收西方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使经济持续三十多年快速增长，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有超过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的趋势。中国各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城乡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举世公认的成绩，这是将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市场经济体制造就的奇迹，这是给多年禁锢的劳动者以自由而出现的奇迹。
　　但是，官僚专制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在繁荣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危机。

权力市场经济制度

　　毛泽东提出“当权派”这一概念，明确指出了官民对立。对中国来说，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掌握国家大权的官僚们，控制着全国的一切资源，对普通民众进行压迫和盘剥，不仅产生官僚特权，“国有经济”也变成了“官有经济”。毛泽东动员群众揭露和批判这一问题，企图通过群众运动式的继续革命来克服。然而，毛泽东不可能承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官僚主义阶层的形成，是由于共产党的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造成的，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制度的必然产物。毛自己就是这个制度的始作俑者和最高控制者。这就决定了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文革最后胜利者官僚集团，不仅要否定毛的“当权派”这一思想，更要保护和扩充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就是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根本原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是重建官僚体系的过程，是中国官僚制度迅速发展和急剧膨胀的过程，从而形成1949年以来最庞大、最强壮、最细密的官僚体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全面强化了官僚制度。官僚队伍的膨胀是一个明显指标。官僚队伍膨胀从1970年代重建政权机构时开始，到改革开放时期更加严重。
　　官员过多对国家财政造成了太大压力，又使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多少年来，当局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精简机构，压缩人员。但官员人数还是越来越多，形成了膨胀——压缩——再膨胀的螺旋式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在干部队伍的扩张中，领导干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一般干部的增长速度。例如，国务院系统1987年处级以上干部占实有人数29.2%，到1989年则占33.6% 。由于领导干部比一般干部增长得快，有的单位官多兵少。江西某地区直属机关中，副科级以上干部占地直机关总人数的41.9%。湖南某地区一个地区直属单位，县（处）级干部占54.2%；科级干部占37.5%，一般干部占8.3%。
　　有些单位领导人过多，常为排位子、分物资、坐车子、住房子造成矛盾。一把手为排列副职的先后顺序大伤脑筋，只好列名单时把老张排在前，开会时让老李坐在前，作报告时让老王讲在前。
　　在官僚队伍膨胀的同时，警察队伍也大加膨胀。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时，说“警力不够”，就调动了几十万军队，接着就加快扩充警察队伍。1992年扩充到130万人。到新世纪，扩充到二百万 。
　　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互动：改革开放为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创造了物质条件，官僚制度的膨胀和强化扭曲了改革进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在器物层面上“全盘西化”，在制度层面坚守毛泽东的遗产，从而制造出了一个怪胎——权力市场经济制度。1989年夏，邓小平用数十万大军将“反官倒”“反腐败”的示威群众镇压下去以后，官僚体制更加强硬。1992年开始宣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以“社会主义”这个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另一种表述：引进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其实，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被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结果所否定，也被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崩溃所否定。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是权力市场经济。
　　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国家行政权力主导和控制下的市场经济，而这种权力，是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没有经过大的改革的权力体系，即不受制衡的权力体系。有人将权力市场经济称为“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就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而政府的管理范围和政府行为又不受宪法的约束。政府主导就是官僚集团主导。权力市场经济就是官僚集团用行政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规则被官僚集团的意志严重扭曲。
　　由于对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制衡，很容易被掌权者“私有化”（分割式私有）。被“私有化”的权力控制市场、操纵交易、权力本身也进入了市场。权力操纵资本，资本收买权力，一些基层政权被黑金政治所控制。一旦权力进入了市场交易，由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就成了最稀缺的“商品”，是千万家企业不得不“购买”的“商品”，自然是最昂贵的“商品”。官阶越高、权力越大，控制的社会资源越多，越容易发财。
　　在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能把一件事情办成功，不在于你有多少才能，而在于你是否和掌权的关键人物的关系。同掌权的人关系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在卖官鬻爵的选官过程中，官员们在黑箱交易中建立起上下级关系，形成了人身依附、团团伙伙，就是一张黑网。权力进入市场以后，同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上级和下级权力执掌者之间，互通有无、相互利用，久而久之，就联结成了利益关系网。无论是干部任命中形成的人事网，还是市场交易中形成的利益网，都是偏离社会正义的黑网。这样的“互联网”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保护腐败的同盟。权力黑网是一个三维结构的网，上下、左右都有利益钩连。触犯任何一个结点，都会涉及到其它结点的利益。无权的百姓就被罩在这个巨大的黑网之中，正义难以伸张，冤屈不能申诉。
　　中共中央一直反腐败，而且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只要权力市场经济这个制度存在，腐败分子就会像韭菜一样，割一茬，长一茬，而且越来越壮实。有人说这种反腐是“在茅坑里打苍蝇”。制度性腐败的土壤上滋生了权贵阶层。由于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为权贵阶层造就了巨大的利益，还在继续造就利益，权贵阶层就力图保持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他们更加坚持“中学为体”，千方百计地阻碍政治体制改革。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用“权贵资本主义”这个说法来描述这个制度。他这个说法有相当尖锐性。但这一说法既误读了资本主义，又回避了权力的责任。所以我一直坚持用“权力市场经济”来描述这个制度。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权力的滥用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权力市场经济最突出的问题是失去社会公正。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为了减轻国有企业负担，几千万工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在城市化过程中，几千万农民失去了土地。经济蛋糕是做大了，但是，官僚权贵们占有了蛋糕最大、最有营养的部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条件之一。参与市场交易和市场竞争的各方必须地位平等。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权者和无权者进行交易，必定前者胜，后者败。强权剥夺，使公平交易、平等竞争成为奢望。这样，财富就向有权的人和与权力有关系的人集中。权力具有强大的吸金优势，一个一个权力中心成了一个一个填不满的吸金黑洞。而大量没有权力背景的人，只能处于社会底层。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超级富豪队伍逐渐壮大。富豪中有一些是借改革开放的机遇，靠自己的拼搏发起来的。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直接借助权力敛财起家的。靠自己拼搏发发家的人，也得向权力交付“买路线”。
　　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原所长陈一谘曾有一段对话：
　　邓问：“一谘，你说说看，改革是什么？”
　　陈答：“任何改革都是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要使那些穷苦老百姓富裕起来，政府就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和环境。”
　　邓笑着说：“你说的是原则。现实地说，我觉得改革就是:谁有本事，谁就从国家那儿捞一块！”邓朴方接着说：“过去国家把什么都管起来了，现在国家要松绑，要放权，就是要利益共享，谁能捞一块，就让他捞一块。”
　　陈说：“照你这个说法，那谁离权力近不就可以捞得多，还是一般老百姓吃亏吗？”
　　邓说：“你看历朝历代，总是能人先得利嘛！”
　　陈说：“不然，现代社会的实现，是要给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机会。”
　　邓说：“你说的不错，但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开始能做到的。总是一部分能人先富起来，再达到共同富裕。”
　　“从国家那儿捞一块”，“离权力近的人捞得多”，这正是官僚集团主导下的改革真实情况。所以，中国的大富翁多半是离权力近的人。离权力远的人不仅捞不着，还被剥夺。与富可敌国的权贵集团相对应的是庞大贫困群体。如果采用世界银行用每天人均消费低于1美元作为国际贫困标准算，中国贫困人口超过1.5亿人。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

阶层固化和阶层冲突

　　我在《集体世袭与“权力场”》一文中写道：“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人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于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我在2010出版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中不仅分析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还着重指出了阶层固化现象。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阶层固化就是社会地位世袭的另一种说法。社会阶层世袭不是个别人的世袭，而是集体的世袭。集体世袭不只是单指高干子弟，而是指一种宏观的社会现象。
　　高于子弟千差万别，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高于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们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令人忧虑的是，有一种利益机制，促使高干子弟利用父辈的公权。这种利益机制形成的制度条件是：行政权力参与市场活动（这正是权力市场经济的特征），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地皮，就有了订单。高于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就会成为亿万富翁。商人们拉上高干子弟参加商业活动，就会财源涌进。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权力市场经济制度完全满足了这两个条件），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送金钱、送官帽。
　　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利益机制是这样运行的：
　　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帮高于子弟升官发财，自己才能升官发财。
　　1980年代，共产党元老陈云曾经说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这句话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如此普遍、如此持久。
　　我提出“集体世袭”时候还没有“官二代”、“富二代”的说法，其实，后来流行的“官二代”群体、“富二代”群体，就是“集体世袭”的同义词。
　　与“官二代”“富二代”群体相对立的是“穷二代”群体。“穷二代”群体也是集体世袭，是被迫的集体世袭。
　　获得优质教育是人们向上流动的阶梯。在权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小学到大学，优质教育资源多被权贵阶层垄断。普通家庭子弟上大学越来越困难了。好不容易考上大学的贫困子弟，上大学期间用尽了家庭的积累，有的还得向亲朋好友借债，毕业以后最紧要的是拿工资还债，一旦找不到工作，家庭就陷入困境。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不能成为“中产阶级的孵化器”，反而成为使贫困者更加贫困的陷阱。
　　2009年3月19日的《南方周末》报道，石家庄女大学生刘伟，因毕业找不到工作，自杀身亡。刘伟父亲是农民，举债为她上学。他父亲知道毕业后可能找不到工作，但还是想“赌一把”。她每个月生活费只有两百元。她本来是一个坚强的孩子，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能决定自己的出身，我不应该拒绝贫困，相反，应当感谢它，它让我由一个懦弱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勇敢的女生。”她知道家里供他上学不容易，她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我上大学，家里只好让弟弟辍学。我欠弟弟很多，以后再偿还给他。”为此，她一进入大学，就为找工作担忧。为此，她参加了一次又一次应聘，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是一个失败的人，直到今天我才发现自己的选择是这样的错误。明知道家里穷得叮当响，不去打工挣钱，还偏偏选择了上大学。”她最后一篇日记只有６个字：“为什么这么难。”
　　2009年12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杨元元自杀身亡。杨元元，女，湖北宜昌人，2002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商学院，2009年9月考取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杨元元6岁丧父，一直和母亲、弟弟相依为命。母亲以特有的毅力和坚韧，含辛茹苦，供杨元元读书。杨元元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忍辱负重，努力学习。后来，母亲因工作的单位搬迁而失去了住所，杨元元就带着母亲在武汉大学求学并谋生。本科学业完成后努力工作，偿还了自己在大学学习的债务和贷款。杨元元又努力学习，考取了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再次带着母亲一起来校，想一边读书一边继续照顾母亲。然而，由于贫困而无钱租房，杨向学校申请允许母亲和她同住宿舍，但被拒绝，还禁止其母再进宿舍楼。被逼无奈的母亲瞒着女儿坐在瑟瑟冷风的学校礼堂前过夜。在找房没有着落时，校方相关人员不断给元元施压，致5天5夜没有合眼，陷入了深深的反思。本来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她不得不承认，今天的社会“知识不能改变命运”。
　　据多家网络媒体报道，2010年3月22日下午13时50分左右，北京邮电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吴某某在校本部主楼高坠身亡。吴死前留下了一份遗书，摘要如下：
　　“这个世界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我在这里再怎么折腾也激不起半点涟漪。所有的努力都会被既得利益集团踩在脚下，所有的奋斗都面临着举步维艰。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让我最终下了这样的决心。世俗的炎凉，尘世的丑恶，恶心的嘴脸，可恶的压力，你们都随风去吧。 ”
　　“我可怜的让我万般不舍的妈妈，最对不起的就是你……我此刻一想到你苍苍的白发，粗糙的双手，一年大部分的饭菜只是馒头就咸菜，一件蓝色的夹克穿了那么多年，每年过年都是那一件，我都会心痛得要死。儿子不孝，没能让您的付出得到回报，这么多年您一个人含辛茹苦供我一直读到北邮的博士啊……我所有对您的承诺，都没有办法履行了，对不起，对不起。儿子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自从离开老家以来，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让您也能来北京吃一次烤鸭，看看天安门和故宫，住上楼房，坐上小车，不用再为了我去捡垃圾、拾破烂，不用再去给人家工地上做饭赚钱瞧人家白眼……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没有给您，我甚至连您一直想要却舍不得买的假牙伴侣都没能给您买到，每当晚上躺在床上想到您每顿饭都在用那戴不牢的假牙痛苦地磨着干涩的馒头，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
　　“我太没用了。现在知识太没用了。有用的只是金钱和权势，有用的只是关系和背景。现在要凭正直的才华去出人头地，太难太难了。我也曾试着找过工作，但是没有人用我。我对这个世界彻底地绝望了。绝望了。……永别了，妈妈! ”
　　“知识改变命运”，这是广大平民百姓子女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一个又一个令人痛心事件向人们宣示，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这条出路不通了。正因为如此，2009年全国有84万考生“弃考”。
　　上面这三个案例说明，在今天的中国，拿到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人，也很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社会中上层职位是有限的，而1990年代高教“大跃进”，大量“扩招”，求职者队伍迅速膨胀。由于中上层职位阶层继承性很强，工农子弟能够找到一个低级职位就谢天谢地了。2009年出现“蚁族”一词。所谓“蚁族”，就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据一份调查，仅北京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的“蚁族”。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他们的特点，据说与蚂蚁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他们大多来自农村，父母含辛茹苦、自己奋斗20年，好不容易大学毕业，还是处于社会下层，成为“穷二代”。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终身不变的，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不是世世代代不变的。人们社会地位的变动或者说阶层成员的变动称为社会阶层流动。
　　在封闭社会，先赋性因素 是社会流动的主因；在开放社会，后致性因素 是社会流动的主因。社会流动通畅使处于下等阶层的人们有进入上层的机会，从而化解阶层矛盾，有利于社会和谐。后致性因素造成的阶层流动可以激励人们奋发向上。只要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就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在先赋性流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个人努力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处于上等阶层的人们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千方百计地压制人才，使得处于下层的人们很难向上层流动。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张力。张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社会震荡。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社会流动的主因是先赋性的，社会是封闭的。
　　社会不公正、阶层固化使下等阶层的人们感到绝望。因此，阶层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越来越激烈。这种冲突有时表现为群体事件。所谓群众事件，就是大规模的示威与骚乱。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群体事件逐年增多。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质的群体事件约占了全部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75%以上。
　　学者们对各种群体事件的分析中得出两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第一，一件偶然发生的小事却造成了上万人参与的群体事件。这是因为社会上弥漫着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一个偶然的火星就会引燃，偶然事件只不过导火线而已。第二，大量与触发事件无关的人参与群体事件，甚至成为事件的主体力量。大量的非当事人同情受害的当事人，是因为非当事人也有不满情绪，说明参与群体事件的人们有着共同的意识。这种共同意识就是“仇官”和“仇富”。这两种社会心理产生的原因，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制度。
　　面对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的群体事件，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把维持社会稳定作为第一任务。“维稳”，不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矛盾，而主要是对维权者实行权力强制和暴力镇压。政府“维稳”的支出越来越大，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维稳”费用已经超过了军费。老百姓的维权和政府的维稳，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从表面上或从短期看来，政府的维稳力量超过了民众维权的力量，因为民众手无寸铁；从深层或从长远看，民众维权的力量远远大于政府维稳的力量。这是因为，民众对政府官员来说是绝对多数，而且民众维护自己的权益具有天然的正义性。“维稳”的高压会使维权的力量不断聚集。一旦维权的力量超过了临界点，就会出现空前的社会大爆炸。

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的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新世纪的中国两大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制衡的权力，从而出现“仇官”；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没有驾驭的资本，从而出现“仇富”。数量日益增多、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体事件，正是这两对矛盾不断激化的表现。
　　社会和谐最根本的就是阶层间的和谐，而阶层间和谐的关键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和谐的基础，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权力市场经济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公正，所以，权力市场经济社会不可能和谐。
　　怎么才能公正？这就要走出权力市场经济制度，建立一套新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的目标就是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权力和资本是两种社会能量，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两种社会能量。
　　权力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是管理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需品，另外一方面权力对所有的社会力量来说是绝对强势，如果不受控制，就可能会成为肆虐的暴君。国家权力如此强大，它可以取得社会上任何个人、任何团体无法取得的成绩，也可以制造任何个人、任何集团不可能犯下的巨大罪恶。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取消国家、马克思说“国家是祸害”就是对国家可能犯下罪恶的恐惧。权力必须放在笼子里，放在宪法的笼子里，放在法律的笼子里，让权力在法律的范围里活动。
　　资本也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其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两百年来，人道主义作家写的批判资本罪恶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主义最为深刻。马克思说“资本的每个毛孔中都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改革开放以来，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黑砖窑事件 、毒奶事件 等种种令人痛心的事件提醒人们，资本的贪婪性是不会改变的。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
　　权力和资本这两大社会能量相比，国家的行政权力的力量超过了资本的力量。在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下，权力对资本起着支配作用。所以，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这两件大事，制衡权力要放在优先地位。
　　权力制衡必须有权力体系外部的力量。简单的力学常识告诉我们，内力不能改革物体的运动状态。这正如自己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这就是说，“同体制衡”的效力是有限的，“异体制衡”才有效。
　　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和其它种种防止腐败的政府机构，都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都是这个权力体系的内力。靠这些机构的内力不可能从根本上制止权力腐败。不能独立审判的司法，不可能是公正的司法。如果媒体是权力的恭顺婢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舆论监督。
　　立法、司法、行政合为一体，就不可能有权力制衡。一党专政，没有政党竞争，也不可能实现对权力的制衡。人类近两百年的经验是：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有效制度就是宪政民主制度。这就要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版的改革指导思想，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对官僚制度进行根本性改变。　　
　　当然，这需要时间，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突变。突变是危险的，和平演进比较妥善。　　　　　　 （全书续完，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