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二十一）

 
第九章

红卫兵和造反派（下）

　　清华大学就这样分为“八八”派和“八九”派，一派要批工作组，一派要立即批蒋南翔。当然，“八八”派并不保蒋南翔，只是说肃清工作组的影响以后再批蒋南翔。“八九”是多数派，是和“临筹”一体的掌权派。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后，“八九串联会”一下子就翻牌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8月4日，刘菊芬组织了“自控系红卫兵”这是大学生中较早的红卫兵组织）。8月22日，“八八派”也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不到一个月改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也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系里的头头之一（我系的红卫兵是我和任彦申等人组织起来的）。8月22日，周恩来第二次到清华召开万人大会，我们争取到了参加保卫周总理的机会（保卫工作实际是中央保卫局做的，我们只是在会场周围带着红袖章站岗）。官办的“清华大学红卫兵”有红绸子做的袖章。我们把王敬同学的红床单撕了做红袖章，其他班也是自己想办法弄的各色各样的红袖章。当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少数派，在强大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面前，我们感到势单力孤。自控系的孙银基写了一篇《少数赞》，对我们鼓舞很大，孙银基（后改名为孙怒涛）也在造反派中一举成名。
　　从清华大学的群众组织可以看出，“清华大学红卫兵”是反校党委的（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信息，最早反蒋南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反工作组的。但“清华大学红卫兵”只反校党委，不反工作组，即不反刘少奇。随着运动的深入，“清华大学红卫兵”就成了保守派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造反派吗？当然是。但是，它不愿意接纳蒯大富。蒯大富就想另外成立组织。蒯大富回忆说：“张春桥见我独往独来，建议我要有自己的组织，朱成昭、韩爱晶也建议我成立一个组织。”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9月24日，蒯大富等组织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正式成立，成员只有和他一起被打成反革命的几十名“蒯式人物”（这是工作组对他们的称呼，是政治上的贬义）。它的宗旨是：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清华大学红卫兵，彻底为“蒯式人物”平反。他们想在校广播台上广播成立宣言，贺鹏飞不同意。10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三司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等人参加并发表支持的讲话，清华井冈山才发展起来。
　　北京的大专院校红卫兵先后成立了三个松散的全市性组织。1966年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27所院校的29个群众组织参加了一司。北京轻工学院的汪延群（汪东兴之女）任指挥，“一司”是保守派红卫兵的联合组织，到年底就解体了。
　　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其中有造反派的“北航红旗”，也有保守派红卫兵。临时总指挥是周太安（海军副司令周希汉之子），除了“北航红旗”以外，参加二司的多是保守派组织。这个司令部由于成员混杂，没有搞什么大的活动。
　　9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称为三司。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参加了三司。三司的负责人是地质学院的朱成昭。三司是造反组织，成员很多是在资反路线中受到打击的学生。三司在全国造反派中很有影响。
　　1967年春夏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组织又重新组合为“天派”和“地派”。
　　“天派”主要成员有：“北航红旗”、“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团派)。因“北航红旗”是骨干力量，所以称“天派”。“地派”主要成员有：“地质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井冈山”（四一四派）等。因“地质东方红”是骨干力量，所以称“地派”。
　　“天派”和“地派”没有什么大的原则差别，同一派内部的看法也不一样。如“地质东方红”和清华的团派观点比较接近，而清华四一四却参加了地派。天地两派之间也没有什么大的冲突，有时搞一些小动作，如天派的韩爱晶和蒯大富在北师大扶持了一个和“井冈山公社”对立的小组织，和谭厚兰作对。

造反派的队伍状况和政治诉求

　　文革之后，“造反派”成了“罪恶”的代名词，人们把文革中所发生的一切罪恶都加在造反派头上。实际上，1966年5月到8月，将大批学生、老师、工人、普通干部打成“右派”、“黑鬼”、“小三家村”的不是造反派。1966年8月到9月，抄家、打死人，将成千上万的市民赶出城市，将大批文化名人迫害致死的不是造反派。制造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对“五类分子”的大屠杀和清查“内人党”等骇人听闻的重大惨案与造反派无关。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分子”的对大批无权者残酷迫害的不是造反派。杀害遇罗克、张志新、史云峰、王申酉等思想先驱，也不是造反派。上述大规模的迫害都是当权者决策和组织实施的。
　　造反派在文革中也不是完全无辜。他们是毛泽东制造“天下大乱”的主力，对中国文化、中国优秀传统的破坏有重大责任。他们在冲击官僚体系的时候，也使一大批好干部受到残酷迫害。造反派群众组织相互争斗，甚至制造大规模武斗，殃及无辜。他们是实现毛泽东乌托邦的推手，是坚持毛的极左路线的先锋。如果他们的主张（即毛的主张）得逞，中国要倒退很多年，会更加远离现代化。
　　对于文革中的派别，周恩来有一个说法。他说：“坚持维护主席路线的当然是左派，摇摆不定的当然是中间派，右派就是比较保守派，我建议叫保守派不要叫保皇派。”
　　按周恩来的意思，造反派就是左派。造反派是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一些中央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动起来的。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 “十六条”都是鼓励造反的。
　　“十六条”一方面制止各级党委打击造反群众的行为，另一方面也给造反派吃了“定心丸”，让大家放心大胆地造反。当时，“矛头向上”（批评“当权派”）才是斗争的大方向。被批评的“当权派”的级别越高，批评者就越革命。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说：“整个中南海，包括我在内，都可以反对，只有除了党中央毛主席不能反对，还有我们的林彪同志。”
　　北京的造反派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起来的。离政治中心远的地方，造反派起来晚一些，大城市一般在1966年8月到10月。从重庆“8·15”、成都“8·26”、辽宁“8·31”等大学生造反组织的名称可以看出他们起来的时间。中小城市的造反要延至1966年11月到12月。工厂的造反组织是在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出现、上海“安亭事件”以后发展起来的。可以说，造反派大多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起的；也可以说，造反派是被资反路线逼出来的。
为什么学生会分成保守派和造反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标准，使得班上同学逐渐地分成了界线不很分明的两个群体：一部分人家庭出身好、政治上追求进步、靠拢党组织，因而得到了党组织信任；另一部分人家庭出身不好，和党组织保持距离，政治运动不积极，通称为政治上落后的学生。前者是优势群体，后者是劣势群体。前者在入党、提干、毕业分配等方面都占有优势地位。当然，优势和劣势随着政治运动是有变化的。有的优质学生，父亲在“四清”中出了问题，他又没有和父亲“划清界限”的突出行动，就会成为劣质分子。
笔者1966年10月以后到十几个城市串连所看到的得知，优势群体参加保守派、劣势群体参加造反派的现象，在社会上也比较普遍。
　　处于优势群体的人包括：党员、团员、靠近领导的人、劳动模范，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人。这些人在不仅在入党、当官、分配工作、调整工资等多方面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而且有整别人、自己不会挨整的特权。他们是党和政府信任的、依靠的对象，是党组织多年培养、训练的积极分子。他们的优势地位是文革前17年制度给予的，当然是文革前制度的维护者。他们肯定文革前17年的制度，肯定文革前的官僚集团。
　　处于劣势群体的人包括：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在分配工作、调整工资、分配住房等方面因掌权者的压制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的人。这些人一直感到官员们对他的压制，他们官僚看到官员被打倒，有一种痛快的感觉。
　　保守还是造反除了社会地位的影响以外，的还有一些浅层次的原因。
　　处于保守地位还有以下情况：吸取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其它政治运动的教训，心存恐惧，不敢反对党委和工作组；由于多年宣传，对革命领导干部心怀崇敬、一直把领导干部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人；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的人，是不会轻易造反的。所以，一开始造反派是少数，随着运动深入，这些人胆大了，看到揭露出来官僚的问题，造反派的队伍不断扩大。保守派并不反对文革，只是反对颠覆现存秩序，反对褻渎多年崇敬的权威。
　　参加造反派的是以下几种人：头脑简单的年轻人，他们真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中央，响应号召造反；平时 “思想活跃”、不尊重领导的人。如果某人在上一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结下了“疙瘩”，就可能成为造反派。
　　造反派的头面人物，大多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他们爱说话、爱表态，好打抱不平，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小邓拓”、“新右派”、“反革命”，是当权派把他们“逼上梁山”的。他们“根红苗正”，不怕对立面“抓辫子”。在讲出身，“查三代”，“揭老底”的政治气氛下，作为造反派头头，没有这样的政治条件是站不住的。造反派中相当多的是独立思考、敢作敢为的人，他们反秩序、反权威的特点，是毛制造“天下大乱”时最需要的；在“天下大治”时，他们必然是恢复秩序的官僚们打击的对象。毛泽东设想“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如果还是在极权的官僚体制下的“大治”，就包含着造反派当牺牲品的残酷结局。
　　一些单位群众造反的一个原因，是当权者在群众中搞宗派：拉拢一部分人，歧视一部分人。在武汉水电学院，工作组进校前，党委将师生分为左、中、右三类，左是依靠对象，中是争取对象，右是打击对象。1966年6月中旬，对此知情并且不满的学生贴出了题为《一个大阴谋》的大学报，揭露了将学生分类的内幕，引起了轰动，师生自发聚会抗议。党委对抗议学生施以镇压，制造了“6·18事件”。被镇压的师生就成了造反派。
　　1966年11月，重庆江陵机器厂技术员高德安到技术科找支部书记张角光谈事情，偶然看到张书记的办公桌上的一份技术科人员“排队”名单。党组织把群众分成四类，一类是依靠对象，二类是团结对象，三类是批评教育对象，四类是打击处理对象。高德安眼疾手快，从书记办公桌上抓起来就看。张书记急了，两人就在办公室里拉拉扯扯，追来跑去，高德安一边躲闪一边看，看清了才还给了张书记。高德安离开支部办公室，立即找了李木森和其他三人，把他看到的“排队”名单情况告诉了其他人，在他们这五个人里，没有一个人排在一类，排在三类的有两人，高德安被排在四类！高德安为什么被排成四类呢？后来才知道，他在北京工业学院读书的时候，因为“言论”问题被学校记入了档案，运动一来，首先被划入打击对象。五个人忿忿不平，就向技术科职工讲了，绝大部分职工听到后都表示不满，并希望他们去找书记把问题了解清楚。第二天下午，一上班，他们五人要求张书记把“排队”名单一事说清楚，张书记坚守秘密。怎么办？高德安提议：现在社会上已经开始成立各种战斗队了，我们也成立一个“尖刀战斗队”，自己解放自己。在“尖刀战斗队”的逼迫下，张书记说出了“排队”是厂党委让搞的。此事传开以后，各车间、各科室纷纷向党支部交出“排队”名单并当众销毁。高德安是尖刀战斗队的队长，后来是红军战斗团的团长，再后来成了军工井冈山江陵兵团的“一号勤务员”。
　　在社会上，长期受到打压的“地、富、反、坏、右”是同情和支持造反派的，但他们没有造反的权利。造反组织也不敢吸纳他们，怕被对立面指责“队伍不纯”。也有一些勇敢的右派分子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如当过右派的武汉军区作家白桦，写了支持造反派的诗篇，并亲自在街头散发。
　　到底参加哪一派，要观察形势，判断大局，从而作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如果说，文革初期是反党委还是保党委将人们分为两派的话，以后发生的层出不穷的事件，迫使人们不得不作出选择。每发生一起重大事件，人们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支持谁？反对谁？当时的说法是“站队”。多年残酷的政治运动，使得多数人选择政治风险小的这一派。“站错了队”是很危险的。在政治瞬息多变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在惶恐中不断地“站队”，不断地辨别政治方向，不断地表忠心。当时流传一句话：“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站错了队就要挨整，写检查，请罪。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是他们作选择的主要依据。然而，对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不同的理解，就参加不同的派别。前面说的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他们的底色，在选择时起着潜在的作用，但到底参加哪一派还是依势而定。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还有人际关系因素。上海柴油机厂的政工系统的干部，从厂党委到车间党支部，基本是转业军人干部，生产和行政系统的干部大多是上海地方干部。这两个系统的干部平时就谈不到一起，在工作中也有矛盾，到文革时终于显现两派。以政工干部系统为核心组成了“东方红总部”，其成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车间级党支部干部居多。这种社会地位的人群应当参加保守组织，但因为反对生产系统的厂长朱文斌，说朱是叛徒，上海市委认为朱的问题在“四清”中已作“不是叛徒”的结论，保护了他。所以“东方红”就反对上海市委，因而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参加过“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是“工总司”初期的一支重要力量。也支持新成立的上海市革委会。
　　除了这种群体性的人际关系以外，一般成员对派别的选择，个人关系也是一个因素。与自己关系好的人在这一派里，就跟着参加了；这一派有两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就不参加这一派。
　　从表面看，造反派反对的只是偏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当权派。从深层看，造反派中的激进的一翼是否定17年的。但是，否定17年，并不是说17年因政治上专制而剥夺了人权、因经济上统制而极度贫困，而是说17年是“资产阶级的黑线主导”。在信息单一灌输的年代，在当时的话语条件下，对老百姓来说，“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就是“坏”，就是“恶”，他们借反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反对官僚制度的“恶”。造反派中除了极少数人外，没有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诉求，这在当时是滔天大罪，是要杀头的。
　　当时造反派的诉求主要是：揭批当权派和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解放被当权派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受害群众，清查和烧毁所有整人的“黑材料” ；深入全国各地煽风点火，鼓动受害群众起来造反；压制、瓦解、摧毁保守派组织。这些都是中央十月工作会议所提倡的。有些造反派的诉求超越了十月会议的目标：河南的造反派红卫兵从一开始就追究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大饥荒”的责任；贵州的造反派组织调查大饥荒的情况。有少数造反者提出“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有的要推翻“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崛起的造反派，不像中学生红卫兵那样搞“血统论”，“破四旧”，他们的斗争矛头很明确：当权派。至于这位当权派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先打倒再说！在批斗当权派和反对保守派时，他们也沿用老红卫兵的一些作法——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以及各种形式的身体摧残。他们也在批斗当权派时有时将“反动学术权威”甚至“地、富、反、坏、右”抓出来陪斗。他们也采取过几次影响巨大的“破四旧”行动。如谭厚兰为首的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公社”破坏了山东曲阜孔府。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是积极地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你革命，我比你更革命，你斗走资派，我斗的走资派比你斗的走资派职务更高。一些省市，职务最高的当权派是各派群众组织争夺批斗的对象。“革命竞赛”是文革中极端手段出现的原因之一。

造反派的分裂和派性斗争

　　工人造反组织一般是由学生“点火”并依靠学生造反组织而兴起的。1966年七八月间，工人还没有结社自由，个别勇敢分子和造反学生串连，被本单位打成了反革命。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得到了解放，成了工厂造反派的头面人物。1966年11月发生上海“安亭事件”以后，各地工人造反组织风起云涌，上海“一月风暴”以后，工人造反组织占领了舞台中心。学生红卫兵的角色不断转变：从到工厂企业“点火”者，到工人造反组织初期的参谋，转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辅助力量。工人造反一旦登上政治舞台，其气势、其力量，就大大超过了学生。学生红卫兵的行为主要出发于多年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工人造反派的行为，除了受意识形态的指引以外，还从社会实际出发。
　　保守派群众组织1966年底垮台以后，造反派群众组织成了主流。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如果这些造反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按他的要求建立新的秩序，就可以实现“从大乱走向大治”。但是，造反派群众组织成了主流以后，各组织之间开展了无休止的“派性斗争”。“派性斗争”的激烈程度和残酷性，远远超过了早些时候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不少地方还动用了现代武器，相互间大开杀戒。1967年春，有些省、市党委和当地驻军借“二月逆流”的机会，把已经垮台的保守派重新扶持起来（有些中小城市的保守派组织一直没有垮台），参与“派性斗争”。这就出现了造反派之间、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大混战。毛泽东的“天下大治”目标成了泡影。
　　同样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造反，为什么相互还打起来了？主要原因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是认识方面的差别，对某些重大问题或某主要领导干部持不同的看法；二是不同的“山头”之间的斗争。 在一月夺权中，为了权力分配，不同“山头”之间的分歧激烈化、公开化。造反派群众组织一旦分裂为两个对立的组织，社会上不同的势力就会介入，支左部队中不同观点（如野战军和省军区）各支一派，派别斗争就更尖锐、更持久了。
　　造反派群众组织出现“山头”，有其自然的过程，从根本上说，还是造反派的指导思想和制度根源。造反派一旦成了头头，阶级斗争的思想、权力斗争的手腕、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概、“以我为中心”的权力欲望，就会表现出来。没有民主法治的指导思想，没有制度创新的合理目标，造反派组织一旦壮大起来，就会成为独霸一方的“山大王”。
　　以南京为例。
　　南京大学是南京地区重点大学之一。文革的“火种”主要是通过南京大学传播到南京地区的。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广播以后，南大随即发生“6·2事件”，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被打倒。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南京大学出现了三个不同类型的红卫兵组织，即“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南京大学8·27革命串联会”（简称“南大8·27”）和“南京大学红旗战斗队”（简称“南大红旗”，批判匡亚明，保工作组）。“南大红旗”参与社会上的保守组织垮台以后，就剩下“南大红色造反队”和“南大8·27”。这两个造反的学生组织走向社会，与工人结合，推动了社会上造反派跨行业组织的建立。
　　随着对资反路线的批判，官办的“南京红卫兵总部”和“南京工人赤卫队”等保守组织垮台。1966年11月1日成立的江苏省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省红总”），是南京最大的“山头”，这是一个激进的造反组织。该组织的发起单位和核心力量是 “南大红色造反队”。主要头头包括南大政治系中年教师文凤来、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戴国强（戴因违反了新华社记者不能参加当地群众组织的规定，被姚文元点名撤销记者职务）、南京市新华书店职工孔繁洁，南大外文系法语专业学生施威、姚金璜、耿昌贤等。“省红总”包括很多下属组织，其中最有战斗力的是“省工总”和“省红总中专总部”。
　　“省工总”（全称是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是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成立于1966年11月中旬，成立时得到周恩来的同意。“省工总”原来成员比较复杂，1967年1月28日改组后，以大中型企业的产业工人为主。领导成员包括晨光机器厂“革联”头头朱开地、长江机器厂“红旗”头头鲁学智等人。改组时原“省工总”部分头头拒绝交出权力。于是形成“新工总”与“老工总”并存的局面。
　　南京造反派另一个“山头”是“南京8·27”。它是“南大8·27”的推动下建立的。成立于12月20日。“南京8·27”包括部分工人和农民，但是其主体依然是大中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南京8·27”虽然也是造反派，但与“省红总”相比，其政治立场较为稳健、温和。
　　1967年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带动下，南京市不同的“山头”的头头召开的联席会议，商议夺权问题。会上“省红总”与“南京8·27”就相互之间的统属关系发生争议。“南京8·27”方面以退出行动相威胁，加入抵制活动的还有其它小“山头”。但“省红总”领导人不顾这些抵制，继续组织其他激进势力发动了“1·26夺权”。“南京8·27”内的激进派成立了一个“南大8·27夺权大队”，转入了“省红总”阵营。南京军区对夺权行动表示了支持。随后以“省红总”及其支持者为主体的“夺权委员会”宣布接管权力。受到排斥的“南京8·27”及其支持者不甘心。他们很快策动了一场关于“1·26夺权”的争论。南京地区的造反派由此分成两大阵营：以“省红总”（“省工总”是其中的主力）等这些“山头”为一方，以“南京8·27”等另一些“山头”为一方。前者说“1·26夺权好得很！”后者说“1·26夺权好个屁！”南京造反派就分为“好派”和“屁派”。此后，“好派”和“屁派”之间展开了持续的派性斗争。
　　类似南京造反派中“山头”间的斗争各地都有。此外，同一个造反派组织分裂为不同的组织，分裂后出现新的“山头”，其间的派性斗争也是各地的普遍现象。
　　造反派为什么会分裂呢？还是以我亲身经历的清华为例。
　　1966年9月底，清华大学有三个学生组织：以刘涛、贺鹏飞等为首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八八派”为主体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保守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逐渐式微，到1966年年底解体。剩下的两个组织都是造反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温和一些，“清华井冈山兵团”激烈一些。清华大学红卫兵解体以后，其中很多人归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旗下。
　　在江青的说服和督促下，1966年12月19日，清华井冈山兵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此时保守派红卫兵退出了政治舞台，造反派在清华一统天下。以蒯大富为首的井冈山兵团总部就是管理清华的最高领导机构。
　　虽然联合了，井冈山兵团内部在一些问题上常有争论。例如，1967年“捉鬼队”通过欺骗手段把王光美弄到清华，在西大操场批斗，号称“智擒王光美”。原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的很多人持批评态度。1967年4月，由于对待干部问题上有不同看法，4月14日成立了“四一四串联会”，这个串联会的主要内容是落实干部政策。这实际上是“清华井冈山兵团”之外的一个组织。由于蒯大富要在5月30日成立以他们为主体的革委会，“四一四”釜底抽薪，5月29日正式从清华井冈山兵团里分裂出来成立“井冈山四一四总部”。这样，清华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组织：“井冈山兵团总部”（简称“团派”，“老团儿”，是掌权的多数派）和“井冈山四一四总部”（简称“四一四”，“老四”，主要成员是原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在野的少数派）。我也成了“老四”。
　　清华的造反派为什么分裂为两派？从人员构成上，四一四中“优势”学生较多，“团派”中“劣势”学生多。“优势”学生虽然造反，但比较温和。团派比较激进。这种差别，在他们合并以前就有显示。这两派还有看法上的分歧，关键是对十七年的看法。
　　“团派”认为十七年的教育路线是修正主义的，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广大的干部都是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所以，十七年必须全面否定，旧清华必须“彻底砸烂”。“四一四”派认为十七年成绩是主要的，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只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广大的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绝对不能“大翻个儿”。
　　蒯大富不承认“四一四”是造反派，说我们是“挂着红布条的小地主”, 我们当然不乐意。“团派”当然是“响当当的造反派”了。那个时候，“造反派”是多么光荣的称呼！
　　清华的“团派”和“四一四”持续了一年半的斗争。在这一年多的斗争中，两派头头们采用了种种政治斗争的手段对付对方。我当时说过一句话：“清华有很多重要的机密专业，向学生传授很多重要的机密技术。现在，最重要、最机密的技术——权术，已经普及了。”在文革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群众组织头头们，都产生在极权制度下，都尊崇阶级斗争理论，难道还期待他们有什么政治文明吗？看到两派头头们不停地耍权术，多数人是厌恶的，外出串联的，当逍遥派的越来越多了。欣赏权术表演的观众越来越少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