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二十四)
第十章
工人造反派和上海“一月风暴”(下)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也提高了“工总司”等上海造反组织的声望,为他们全面夺取上海市的权力作了舆论准备。当然,其影响不仅是在上海。1月22日,周恩来在外地来京群众有线广播大会上的讲话 指出了它的全局意义。周恩来说:
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市各革命造反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宣告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的战斗任务,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在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要联合广大革命群众,把被这些分子窃取的党权、政权、财权夺回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只有革命群众夺了权,才能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斗垮。只有革命群众夺了权,才能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才能有力地击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打倒经济主义。
上海“一月风暴”
1966年12月下旬,毛泽东认为“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此时,保守派组织“赤卫队”也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为了不让赤卫队“夺走胜利果实”,根据毛泽东对上海形势的估计,1967年1月2日,“工总司”等20多个造反组织成立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筹委会”,决定1月6日召开大会批判上海市委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1月4日来到上海。张春桥对徐景贤等人说:“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两个来了当然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我们到上海的任务是做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张春桥让徐景贤等不要公开他们到上海的消息。
1月5日,张、姚二人在武康路二号楼接见“工总司”负责人。张春桥说:“现在赤卫队垮了,你们这支队伍步调是不是一致,关系到上海的全局。上海的两百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工人要能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红卫兵特别是外地学生的操纵。”“现在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把要害部门都控制起来,包括海港、铁路、电厂、水厂、煤气、电话等。”
1月6日,“工总司”等30多个造反组织联合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负责人的大会。这是张春桥和姚文元回上海演出的第一场大戏,也是“工总司”的重头戏。这一天,天气阴霾,地上的残雪被人们踩成泥浆。几十万人聚集在人民广场(后来公布10万人)。这只是中心会场,另有369个分会场。四条大马路、12个交通要道安装了上千只喇叭。还用电视转播实况。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马天水、王一平、杨西光、王少庸、梁国斌等被带到台上成为批斗对象。还把几百名厅局级领导干部揪到台上陪斗。在被斗的干部脖子上挂着的大纸牌悬在胸前,牌子上颠三倒四地写着他们的姓名,并被用红笔打上几个大叉。站在后面的红卫兵让他们面向台下群众低头弯腰。王洪文在大会上作题为《揭发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的批判发言,这个发言稿经过张春桥修改多次。最后,北京来的一位女红卫兵代表各群众组织宣读了大会的三号通令:
第一号通令:一,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在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待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号通令说:“勒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7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彻底交代”。
第三号通令:“责成大会服务团把上海市委的滔天罪行报告党中央,请示中央对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门负责人,在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上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群众监督,不得消极怠工。”
三个通令中对陈丕显和曹荻秋区别对待,是因为有毛的“最高指示”:对陈丕显“烧一下可以,不过不要烧焦了。”张春桥来上海之前,中央的意见让陈丕显出来工作。张来上海后和陈丕显谈话时把中央的意见告诉了他,陈丕显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出来工作有困难。 陈被打倒已是既成事实。
张春桥、姚文元没有出席大会,在宾馆里看电视转播。事后张春桥对徐景贤说:“那么冷的天,地下又是湿的,站在那里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真有纪律,真有纪律,了不起!”
毛泽东极力肯定上海夺权。1月8日,他同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唐平铸、胡痴等人谈话中,肯定了上海两家报纸夺权,还说:“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以及全国各省、市。”“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没有右派,我们也要翻天。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
1月11日,经毛泽东签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32个“革命群众组织”的贺电发往上海,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1月12日,人民广场召开了有十万人参加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誓师大会”。身穿军装的张春桥、姚文元出现在主席台上,向群众亮相,发表了他回上海后的第一次演说。此时他们的身份仍然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小组成员”,实际上,张春桥、姚文元和工人造反组织成了上海的新主人。毛主席夺权的概念形成以后,让王力通知张、姚,要他们参加上海新建立的政权机构,要他们作为“三结合”的领导成员公开亮相。
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对“上海经验”作了概括:“这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并说:这是毛泽东“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1月8日,建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掌握了上海铁路、海港、邮电以及工矿企业的领导权。又建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接替了上海市公安局的权力。用“造反组织联络站”代替上海市委。其他造反组织岂能让“工总司”独享胜利果实?别的造反组织不满张、姚的作法,都想把权力夺到自己手里。其中“红革会”的夺权行动影响最大。
在上海,“红革会”(全称“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是除了“工总司”以外,影响最大的造反组织。1月24日晚,“红革会”组织了十几支红卫兵队伍,闯进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机关,以及上海13个区级机关共23个领导单位,夺走了全部大印。随后,“红革会”总部发出通告,宣布“红革会”已把上海市的全部大权夺到手了。这些年轻学生以为掌握了“印把子”就掌握了权力,真是天真。他们这一行动遭到张、姚的批评。“红革会”对张、姚十分不满。1月27日,“红革会”复旦大学的红卫兵把徐景贤绑架到复旦大学,意图从徐景贤那里打开缺口,进而找到“炮打”张春桥的材料。
1月29日晚,在复旦大学礼堂,以“红革会”为主,联合其它组织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誓师大会”,准备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的“‘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誓师大会”,会后举行全市大游行。张春桥、姚文元通过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向中央文革告急,毛泽东不允许把斗争目标对着张春桥、姚文元。
1月29日,中央文革向复旦大学红革会发出“特急电报”,指出:“复旦大学红卫兵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陈丕显和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张春桥等出动一切宣传机器,大力宣传“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红革会”被迫放出了徐景贤,取消了全市大会和大游行。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红革会”终于垮了台。张春桥、姚文元等对组织和参加“1·28炮打”活动的青年学生实行镇压,受到打击迫害的达2500人,其中隔离审查的200多人,被办学习班的400多人。逼死5人,逼疯6人,不少人被打致残。
对待另一个反对派“上柴联司”则是大打出手。1967年8月4日早上,上海市革委会常委、上海工总司头头之一耿金章带领上海市的工总司、上体司、消革会和红三司等所组成的文攻武卫大军,围剿上柴联司。耿金章先从水陆两路包围上海柴油机厂,截断联司的一切后路,再切断水源和电源,然后用二十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强行冲进柴油机厂。“上柴联司”群众见大门被破,只好退守厂内的各幢大楼。他们把楼下的门窗关紧,在楼上的许多窗口,扔下各种砖头瓦片等杂物进行抵抗。耿金章通过工总司的下属单位消防队的造反组织,调来救火车和云梯。用高压水龙头向窗内猛烈的射击之后,再把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直接送进窗口。“上柴联司”虽然顽强抵抗,最终还是被“砸烂”。
砸“上柴联司”成为一个样板:以后很多地方对反对革委会(或反对革委会筹备委员会)的群众组织都采取这个办法,有的成功,有的造成更大的混乱。
探索新的国家组织形式
1967年1月31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红旗》2月3日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一社论是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发表的。文中提到夺权时说:“我们当然不能把它现成地接受过来,不能采取改良主义,不能合二而一,不能和平过渡,而是必须把它彻底打碎。”“创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的新的组织形式。”“去年6月1日 ,毛主席就把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这时,毛主席就英明地天才地预见到我们的国家机构,将出现崭新形式。”毛泽东1月30日,审阅时批示说“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
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创造国家机器的新的组织形式,这是来自巴黎公社原则,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的。然而,当造反者发现“新的组织形式”并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批判这种组织时,这个组织就以种种罪名将大批造反者投入监狱。这是后话。
夺权的胜利者根据毛的指示,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筹委会。2月2日,根据张春桥、姚文元的提议,上海人民公社筹委会的41个单位在新华社上海分社开会,决定“立即成立巴黎公社式的全市过渡性最高权力机构,正式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当天发表的《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说:“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打碎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权力的国家机构,重新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那么,需要打碎的旧的国家机器是什么呢?与其说是“已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权力的国家机构”,不如说就是在中国皇权专制的土壤上构筑的苏联式权力结构,就是文革前十七年的制度。官僚们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的选票,他没有必要对人民负责,只对任命他的人负责。这个官僚体系按照等级享受着种种特权,而且逐渐腐败蜕变。官僚集团和亿万百姓就形成了一种对立的格局,官民矛盾尖锐。
毛泽东虽然是这个制度的缔造者之一,但他对这个制度是不满意的。毛泽东一直寻找出路,他相信马克思说的“巴黎公社”。“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织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社会人为力量。”“应当抛弃关于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他想把国家改为“公社”,相信“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列宁说:“显然是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形式。”它即既可以有效地行使国家政权的公共职能,又能限制国家政权的阶级压迫和官僚统治的弊端。
毛泽东欣赏巴黎公社,也不是全盘接受,例如“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他是不会同意、至少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同意的。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在《十六条》的第9条中也单独列出,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说:“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他这个设想一直没有付诸实践。但他希望按巴黎公社原则建立“国家机构的崭新形式”。
他设想的“国家机构的崭新形式”的大体框架是:
一、“三结合”的政权,“既当官,又当老百姓。”:1,要有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造反派;2,党政机关真正有代表性的革命干部;3,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驻军负责干部。毛明确说:不是“三结合”的夺权就不承认。不是“三结合”的夺权就不能叫真夺权。在“三结合”中,“要有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无产阶级造反派”是首要的,也是最为关键的,没有这一条,就不能说是新政权。毛泽东认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造反派“代表广大革命群众利益参加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这就使得各级革命委员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革命群众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对各级政权机构实行自下而上的革命监督”。
二、消灭社会分工。军队里“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工也是这样,以工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会使“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实现了“个人全面发展” ;
三、实行供给制,消灭工资级别。在分配上,反对物质剌激,坚持政治挂帅;
四、消灭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认为这是产生资产阶级和不平等的土壤。建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而消灭剥削。
五、党政不分,议行合一;
六、司法不独立;砸烂旧的“公、检、法”,实行“群众专政”。
七、“精兵简政,对旧机关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实行深刻改革。像有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开始那样做,领导班子小,办事人员少,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防止官僚主义莠草滋生。”
以上这些内容,在开始时特别强调“大联合、三结合”、精简机构和机关工作革命化。
对于政权组织形式的名称,开始毛泽东曾考虑叫“人民公社”,曾通知上海和黑龙江都采取人民公社的形式,两个电话都是王力打的。1967年2月5日,上海举行了一百万人的大会,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牌子被摘了下来,用铁锤砸碎,换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大牌子。会后举行了庆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大游行。
但是,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还是放弃了“公社”这个提法。2月12日,毛让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回到北京。王力把他们从机场接到毛的游泳池。毛肯定了上海的工作。说:我们考虑成立北京公社,但后来想到这个问题涉及面太大,涉及到整个国家体制问题,修改宪法问题,特别涉及到外国承认问题。毛说,上海公社还是改回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人民公社的大牌子送进了博物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成员是: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王少庸(老干部)、徐景贤、王承龙(机关干部)、王洪文(工人造反派)。
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毛的理想主义在现实面前碰壁后的妥协与折衷。放弃“公社”这个提法,并没有放弃他对新政权的构想。
当时的革委会实际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一开始,颇有一点接近群众的味道。例如。1967年12月6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这一天,市革委会委员和市革委机关工作人员在原市委大楼集中,挂“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招牌,在地下室吃忆苦饭。吃的是粗粮掺糠蒸的窝头和熬的粥。吃忆苦饭前,由革委会主任解学恭讲话:“我们今天吃忆苦饭,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要永远……”。革委会工作人员学习解放军的生活作风,一度住在机关集体住宿,早晨起来出操、跑步。要求进入“三结合”领导班子的干部接受群众监督,不能“穿新鞋,走旧路”。外出办公不乘小轿车。
在行政机构上,把原来各种机构各并,减少机构、裁减人员。1967年12月6日天津市革委会成立时,设一室、二部六组,即办公室、工业生产指挥部,农业生产指挥部、文教组、经济计划组、政法组、财贸组,外事组,接待组。共414人。即:把原来的市委办公厅和市政府办公厅合并为“办公室”;把原来的经委、建委、交通局、工交政治部等合并“工业生产指挥部”;把原来的农委、农林局、水利局合并为“农业生产挥部”;把教育局、卫生局、文化局、体育委员会合并为“文教组”;把经济计委员会改为“经济计划组”;把原来的法院、检察院合并为“政法组”;把财政局、一商局、二商局、物资局合并为“财贸组”;将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构合并为“外事组”;将接待来访的各种机构合并为“接持组”。3个月后,进一步精简,改为两部四组,即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办事组、文教组、供给服务组、人民保卫组,由原来414人减为200人。即:把原来市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合并为“政治部”;“工业生产指挥部”和“农业生产挥部”合并为“生产指挥部”;财贸组和物资局合并为“供给服务组”;把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合并为“人民保卫组”。等等。文革前,中共天津市委和市政府共有干部1000多人,新机构的200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军队来的。原来市委和市政府80%以上的干部被精简,送到“五七干校”劳动。
国家一级政权机构也大刀阔斧地精简。国务院原有机构为90个部委单位,1970年6月决定精简为27个部委单位;原有机关工作人员53784人,只规定编制9710人,仅占原有人数的18%。
当时从国务院到中央各部委到省市,各级领导机构都称为“组”,没有部长、局长,只有组长。县一级是组长,国务院也是组长。“大组套小组,上下一般粗”,界限不清,权责不明,从上到下,管理混乱。
现代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社会管理、社会服务日益复杂,科层制(即官僚体制)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只有从制度上、法律上加强对权力的制衡,才能减少官僚体制的弊端。新成立的革委会,没有用现代政府管理思想确立政府的职能,更没有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分担一些原来由政府承担的任务。新成立的革委会还是全能政府,政府职能的边界是无限的。由于事权没有变,原来党政机构干的事情还得继续有人干,就设置了很多临时机构,从基层调了很多“借调人员”。1970年以后,原来的政府机构又逐渐恢复。到1972年,不仅政府机构基本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还比原来更加膨胀。可以说,革委会建立之日,就是旧政府开始回归之时。旧政府的回归,是为了收拾难以为继的混乱局面,当时是受多数人欢迎的。但是,对那些相信和坚持巴黎公社原则的那些人来说,旧政府的全面回归是不能容忍的。
各级革命委员会里的群众代表(一般是较温和的造反派领袖),从一开始就没有让他们掌握最重要的权力部门,但在革委会内部还可以代表一定的民意。有的在革委会内部充当反对派角色。他们或在革委会内“顶牛”,或在会外组织群众施压,贴大字报。但是,这些革委会内“顶牛”的群众代表,很快以消除“派性”等种种名义被排挤出来,有的在清查“5·16”中被打成“5·16”分子投进了监狱。
革委会里的群众代表还在原单位领取工资,没有特权。王洪文后来任中央副主席,其工资还在上海领取。吴桂贤任国务院副总理,还在西安的工厂里领取原来那些工资。作为国务院副总理的孙健,他妻子还在天津一家街道小厂里当工人。这家小厂名为天津垫圈厂,只有十几台冲床几十名职工,厂址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合作里宿舍院的一个平房里。国务院开会,参加会议的领导人还要付茶叶费。新领导机构这些新气象没有坚持多久。
新的领导机构没有解决权力制衡的问题,不可能制止腐败。当时,社会上称之为“不正之风”。买自行车、手表等一些紧俏的生活用品得托关系、“走后门”。群众最不满意的是大学招生“走后门”。那时废除了高考,上大学靠“推荐”。被推荐的很多是有权势或和权势人物有关系的家庭的子弟。老干部恢复职务以后不久,特权也悄悄地恢复。军人搞腐败更大胆、更野蛮。天津支左部队利用职权,大量占用民房,引起了群众公愤,我当时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当记者,和另一名记者合写了一篇调查报告,通过新华社“内参”送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批示,作为中共中央1972年28号文件转发全国,令全军退出占用的民房,仅北京军区就退出占用的民房近百万平方米(北京军区占用民房三百多万平方米)。
夺权!夺权! 夺权!
1967年1月1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力量发展很快。”“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界定:“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让原来的人去做,我们只管监督。”1949年共产党刚接管政权时也是让留用人员做业务工作。但是,随着夺权运动的深入,多数地方和部门突破了“只管政务,不管业务”的界限。不过,接管是文革中夺权的开始,一建立了革委会,新政权机构就全面行使权力了。
1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标出毛泽东的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认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段话使青年造反者热血沸腾,使当权派胆颤心惊。
对各级政权不加区别的全面夺权,中央领导人在认识上也有反复。1月15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陈伯达说“自下而上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周恩来同意陈伯达的讲话。但形势发展很快,周恩来也转变了态度。1月2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话说:“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呢?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该夺过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夺来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结果,国务院各部都夺了权,工交系统23个部门都夺了权。后来毛说,这样不行,指出对夺权要有个规定,不能都夺,该不该夺,哪些部门不能夺,特别不能让外面的人来接管。如部队、公安部、财政部、外交部、经委、国家计委,还有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广播电台、解放军报,都不能夺。这些不能夺权的单位大多实行了军管。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这篇社论是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说: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各地的夺权斗争如火如荼。夺权过程也是毛说的“全面的阶级斗争”过程,即对领导干部全面批判斗争的过程。领导干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有一批领导干部在群众的冲击中失去了生命。此时,周恩来对被批斗的省委书记伸出援手。1967年2月19晚10点钟,有人找到挨批斗后被关押在医学院的山东省委书谭启龙,对他说:“杨得志司令员接到周总理的指示,说要接你到北京去。明早8点钟,总理派来的专机在机场等你。杨司令派我先接你先到机场休息。”在困境中谭启龙“激动得真是无以名状”。他在机场专家楼里“美美地洗了一个澡,吃了一顿很好的西餐”,第二天早晨到了北京,住进了京西宾馆9楼的一个套间里。谭启龙发现华东地区的省委书记,差不多都住在这里。周恩来并没有一直保谭启龙,4月27日,周恩来让谭启龙回山东,周是应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的要求才这样做的。谭启龙一下飞机,就被揪斗。
但是,各地夺权斗争伴随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沿着毛泽东期待的“大联合”的方向发展,造反派的各个“山头”都要“以我为核心”,对其它“山头”进行排斥和打击,相互争权、抢权。毛期待的“天下大治”也遥遥无期。毛泽东说:“有些事情,我们原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种有组织的强大力量介入才能够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才能够成立革命委员会,实现“天下大治”。于是,毛泽东拿出了他手中的“王牌”——中国人民解放军。让军队介入文革。他没有想到,军队介入文革以后,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它带来的问题比它能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这方面的情况以后再作专门介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