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之八)

多丽丝·莱辛:其作品如同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

第一百届

(2007年)

获 奖 者:多丽丝·莱辛(Doris May Lessing,1919—2013),英国女作家。
获奖理由:她用怀疑、热情、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其作品如同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
获奖作品:《金色笔记》(小说)。

   2007年10月11日星期四下午1时,瑞典文学院准时公布,八十八岁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获得该届诺贝尔文学奖。得到此消息,特别是听到瑞典文学院那句“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时,莱辛惊讶并高兴地叫道:“老天爷!他们真的这么写吗?”

  惊讶的不止莱辛本人,还有关注莱辛的那些人。20世纪80年代,莱辛作为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曾很高,连瑞典文学院也常将其列为预测得奖名单。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被问到莱辛时甚至说:“我以为莱辛早已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了。”
  登上文坛三十年后,莱辛已至米寿高龄,人老珠黄,几乎无人问津之时,瑞典文学院才将桂冠戴在面如苍山的莱辛头上,怎不令人惊讶!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恩格道尔对此说了句极富中国味道的话——瓜熟才能蒂落——有些决定需要时间才能成熟。当然有人反唇相讥:这是熟到快烂了的果子!
  莱辛惊讶之后,对一位瑞典的记者说了句粗鲁话:“他妈的!我已经把欧洲所有的文学奖都得过了!”这一年10月初,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前一周,余华夫妇到瑞典访问,到芬兰活动时,瑞典文学院的院士马悦然和夫人陈文芬同行。不管莱辛怎么表达她对诺奖的态度,中国作家是向往这个文学圣殿的。马悦然为中国莫言获该奖曾付出努力。
  莱辛对瑞典记者那句粗口,是否是对瑞典文学院常常表现的高傲的男权主义的一种不满,不敢贸然揣测,但莱辛的给她带来莫大荣誉的小说《金色笔记》,则是“一部先锋作品,是20世纪审视男女关系的巅峰之作”,其中便有对男权主义的批判。
  《金色笔记》以一篇《自由女性》的小说开篇,穿插了几本主人公安娜的笔记,构成了安娜的人生故事。该故事以安娜的黑、红、黄、蓝、金五种笔记,讲述了她自己人生中各个阶段的人生状态。
  安娜是三十出头的有女儿而无丈夫的女作家,凭书籍的版税收入,过上拥有房产的独立自主的生活。不受经济、家务所累,安娜对社会生活常常表现出一种超然态度,她不拿薪水,以自由知识分子身份积极地参加共产党部的工作,讨论理想,甚至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但她虽无生计之忧,却无法摆脱精神上的紧张和焦虑。她又是那种不愿宅在家里做个贤妻良母的妇女。她渴望爱情,渴望能有个温柔的男性臂弯,供她枕靠。她有过寻觅,得到的都是清一色的有妇之夫。这种独特的“女性体验”,让她不得不时刻自我观察和反省。作为作家,莱辛试图描写出更普遍、更深刻的人性。
  经济和精神上独立的安娜,不仅在两性婚姻上有烦恼,女儿的叛逆也让她感到困惑不安。女儿没因有作家母亲感到自豪,反因母亲的行为而感到讨厌,她以反其道而抗争,上寄宿学校,摆脱母亲的影响,要做一个传统正常的女人。
  安娜的朋友莫莉,其儿子继承了她激进和批判的精神,也继承了她对生活惶恐和疑惑的衣钵。他愤世嫉俗,又极端绝望,甚至企图以自杀逃避这一切,最后导致双目失明。莫莉面临着与安娜同样的困惑和不安。她们关注世界,关注政治和自身的理想,却深深陷入社会的精神和重重矛盾之中,不能自拔。
  安娜曾求助一位绰号“大妈”的心理医生,向其倾诉内心的各种忧虑、各式梦境,希望得到医生的心理疏导,走出心理困境。令安娜失望的是,医生只告诉她这是人格分裂的症状,拿不出任何灵丹妙药医治。
  失望的安娜只能自我疗治,将内心世界和生活经历分成五个部分,各记录在不同的笔记本上,以探寻最真实的自我。
  最终,“自由女性”安娜没能找到自我得意的生活方式。小说结尾,安娜和莫莉总算想到一个权宜的妥协做法:莫莉准备和一个有钱的生意人结婚,儿子可继承这个继父的财富,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安娜则准备到夜校,为少年犯讲课,并且决定参加工党。
  对这一决定,安娜和莫莉心里有数,自然怀着讥讽、怀疑的态度。
  《金色笔记》用怀疑、热情、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社会,全景式地呈现了现代女性面临着重重考验和困惑的生活和精神图景,真的可称“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瑞典文学院评语)。

  多丽丝·莱辛,于1919年10月22日诞生于伊朗,原姓泰勒。五岁时,多丽丝·莱辛与父母迁到南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一家农场生活。富有神话传说的美丽土地,成了莱辛的幻想家园。因家境贫寒,十六岁时,她就从事社会底层的保姆、接线员、速记员等工作,资助家庭。
  清贫的生活并没影响好学的莱辛阅读狄更斯、司汤达、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大师的作品。畅游在文学广阔的海洋里,莱辛受到文学的熏陶和滋养,并与文学结伴终生。
  二十岁时,莱辛和青年法兰克·惠斯顿结婚,这桩婚姻维持了四年,以留下一对儿女宣告结束,时逢第二次世界大战,莱辛对政治产生浓厚兴趣。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熄灭,莱辛又与德国共产党人戈特弗利·莱辛走进婚姻殿堂,可惜,这段婚姻又仅仅维持了四年,留下儿子彼德。
  1949年,莱辛携幼子彼德移居英国,抵达英伦时,一贫如洗,除了仅有的一只装一部小说草稿的皮箱。次年,她终于交了好运,那部手稿《野草在唱歌》出版,莱辛一举成名。小说《野草在唱歌》以殖民主义压迫、种族矛盾尖锐的非洲为背景,叙述一个黑人男仆杀死家境困难、心态失衡的白人女主人的故事。文坛开始关注这位女作家。
  接着,莱辛乘势耗费十七年陆续出版了五部曲《暴力的孩子们》,它们是《玛莎·奎斯特》(1952)、《良缘》(1954)、《风暴的余波》(1958)、《被陆地围住的》(1965)及最后一部《四门之城》(1969)。五部曲展示了一位在罗德西亚长大的白人青年女性的一生。我们如果没有忘记莱辛童年在罗德西亚度过,当会发现《暴力的孩子们》中的女主角,即便不是作者自己,也有莱辛的影子。
  1962年,《金色笔记》出版,让她跻身世界级文学大家行列。
  莱辛写过两卷回忆录,记录她从童年到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亦即由罗德西亚那个充满幻想的孩提时代,写到已在文坛扬名立万的女作家这段漫长的人生经历。有趣的是,第三部回忆录,莱辛却是以小说的形式完成的,取书名为“最甜蜜的梦”,其中有了太多的“构想”,借佛兰西斯与前夫约翰尼的故事,探讨“妇女如何在60年代转错方向”的问题。莱辛的作品没有理顺这一命题,却对60年代女性的行为方式,投了反对票:“我不喜欢60年代,我不喜欢女性那时的所说所为,比如像她们吹嘘和多少男人睡过觉。”值得注意的是,她对世界观颇有探求,特别是60年代后,莱辛在作品中除对重大社会问题关注外,对当代心理学及伊斯兰神秘主义思想兴趣很浓,比如1971年出版的《简述下地狱》和1974年出版的《幸存者回忆录》,前者写关于个人精神失落,后者讨论人类文明前途,多了些形而上的色彩。
  莱辛是多变的作家,常常尝试新花样,她曾推出过所谓“太空小说”《南船座中的老人星:档案》,又写什么探索理性与自我领域的“内在空间”小说,后又受伊斯兰“苏菲派”的影响,尝试写科幻小说。为此,诞生了《什卡斯塔》(1979)、《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1980)、《天狼星试验》(1981)及《八号行星代表的产生》(1982)等探索小说。论者说,这些小说写出了作家对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思考与忧虑。
  莱辛文学创作不仅多产,而且多样。除小说外,她还创作了诗歌、散文、剧本等。
  作为第十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莱辛是获奖中年龄最长者,这让人想起杜甫《九日》诗中那句“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
  2013年11月17日,莱辛在伦敦家中去世,享年九十四岁。□

奥尔罕·帕慕克:追踪悲怆灵魂 表现文化冲突与融合

第九十九届

(2008年)

获 奖 者:奥尔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1952— ),土耳其作家。
获奖理由:在对故乡城市悲怆灵魂的追踪中,发现了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新象征。
获奖作品:《我的名字叫红》(小说)。

  不管 2006年10月12日,又是星期四下午1时,瑞典文学院宣布本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聚集在大厅的各国媒体一片欢呼,接着整个世界文学界也纷纷叫好。终于,连续几届争吵、质疑的诺奖,有了众望所归、皆大欢喜的结局。
  对帕慕克来说,既获殊荣,又得解放。富有正义良知的帕慕克,其作品力求真实、公正,即使对自己热爱的故土,他也从不护短,如对历史上屠杀库尔德族和亚美尼亚的真相,也勇于揭露。有关当局搬出土耳其法律,以“有辱国格”罪名起诉他,虽在国际社会的抗议和欧盟国家的干预下,土耳其法庭被迫宣布撤销了“有辱国格”案,但对帕慕克仍然虎视眈眈,特别是土耳其民族主义极端分子一直放言追杀他。好了,诺贝尔文学奖一公布,土耳其一派欢腾,文化部长也感到莫大荣光,帕慕克已被视为民族英雄。
  五十岁出头的帕慕克获奖,具有如下重要意义:改变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多是花甲之年当道的年龄格局,也让亚洲大陆重要的突厥语系作家第一次获得该奖,突破了以欧美语言主导的局限;同时又如德国作家卡琳·克拉克所说,帕慕克不畏被带上法庭,被投入监狱,敢于表现历史真相,是“有如此品格和勇气的作家”。尽管瑞典文学院只关心一个作家的作品好坏,并不把作家的政治观点和私德作为评奖的标准,但有“品格和勇气的作家”获奖,遵循“公序良俗”的世俗价值,也是文学的重要精神。
  至于对他文学的评价,可用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恩格道尔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发言表述。这当然是瑞典文学院对帕慕克文学的评价,他说:
  你把故乡这座城市转变为一个不可替代的文学领地,可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乔伊斯的都柏林或者普鲁斯特的巴黎相比较——一个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读者都能体验另一种生活的地方,这种生活像他们自己的生活一样可信,充满了奇异的感觉,而他们可以立刻感觉到这和自己的生活一样奇异。
  是的,帕慕克写的是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历史,“在对故乡城市悲怆灵魂的追踪中,发现了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新象征”(瑞典文学院给帕慕克之颁奖词)。帕慕克表达了他关于不同文明间,完全可以和平相处、共存共荣的哲学思想。
  帕慕克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题为“我父亲的手提箱”,其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我写作是因为我从来不能感到快乐,而我写作是为了感到快乐。
  2003年,帕慕克出版了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果然给他带来快乐,他不仅获得了巨大声誉,还获都柏林文学奖、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札纳·卡佛文学奖,最后又登上文学奖的最高殿堂。
  《我的名字叫红》是写16世纪末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缠绵爱情与恐怖仇杀的故事。
  青年黑,回到阔别十二年的故里伊斯坦布尔,投奔姨父家。当年与黑青梅竹马的表妹谢库瑞,在与丈夫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带着两个孩子与其父生活在一起。旧时的恋人重逢,两人的爱情之火也重燃起来。然而,一桩谋杀案却接踵而来。事情是这样的。国王苏丹为颂扬自己的功德和帝国的繁荣富强,便命黑的姨父制作一本相关的书籍。受命之后,他请来才华横溢的画家高雅,与他合作一本有十幅插图的装帧精美的图书。黑也参与其中,负责姨父手绘本的编写。然而该书尚未完成,先是细密画家高雅死于谋杀,接着黑的姨父也在家中被害。于是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受到怀疑,人人自危,且不相信任何人。
  黑与表妹谢库瑞情急之下结了婚,黑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但谢库瑞并不与黑圆房,提出找到杀父仇人之后,才能开始婚姻生活。
  苏丹下令宫廷画师奥斯曼和黑必须在三天内破案。二人在皇家宝库阅览历代细密画的经典之作,逐一拜访每位细密画高手。奥斯曼在皇家宝库中饱览绘画珍品,最后心满意足地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并准确地判断出凶手是谁。
  黑得到奥斯曼的信息,又走访三位画师,走向真正的凶手,但为时已晚,早就有准备的凶手,轻易从黑手中夺下匕首,刺向黑。这时突然又杀出了谢库瑞的追求者,与凶手撞个正着,误以为是黑的同伙而将其重创。
  真相大白,杀死画师高雅和黑的姨父的凶手,竟是对艺术极端虔诚、画技高超的艺术家橄榄。他崇拜奥斯曼大师,接受其艺术绘画理念,而且坚信自己会成为细密画的魁首而流芳百世。但他发现黑的姨父,除了继承细密画的传统,还向法兰克画派学习,绘画已超过自己,于是失控去杀人。
  黑被凶手刺伤,回到家里,妻子谢库瑞兑现了承诺,两人过起幸福的夫妻生活。
  岁月如流水,他们的小儿子终于长大成人,竟成了作家。这个叫奥尔罕的作家将父母的传奇写进小说里。
  《我的名字叫红》,看似是在津津乐道地讲一个爱情和谋杀的故事。连帕慕克自己也宣称小说“在描述她(伊斯坦布尔)的街道,她的桥梁,她的人民,她的狗,她的房舍,她的清真寺,她的喷泉,她的奇怪的英雄人物,她的店铺,她的著名人士,她的暗点,她的白天和黑夜,使它们都成为我的一部分,使我拥有这一切”(《我父亲的手提箱》)。他创造了这个世界,一个关于自己民族、关于自己历史的真实的世界。其间,蕴含着深广的宗教和文化,创造了一个多元化的和平世界。
  在帕慕克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写的新书《伊斯坦布尔:记忆与这个城市》中,他深有感触地写道:“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他造就了今天的我。”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历代庞大帝国的首府,不同文明曾在这里碰撞,无数次战争在这里爆发,这里有历史伤痛,又有灿烂的文化,帕慕克把文学之根扎到这里,无异寻到了一座文学宝库。伊斯兰与基督教文明不仅塑造了伊斯坦布尔的精神灵魂,也造就了帕慕克的文学辉煌。对作家来讲,文化比血统重要。

  1952年6月7日,奥尔罕·帕慕克出生在伊斯坦布尔一个殷实的西化家庭。父亲是一个建筑商,喜欢文学,热衷写作。帕慕克在《我父亲的手提箱》中说“我父亲有一个很好的书房——共有一千五百多册书籍”,这对一个求知欲很强的孩子来说绰绰有余。他从小接受美国人开办的私立学校的英语教育,高中时开始练习写作,后父母婚变,他随母亲生活。二十三岁时,他放弃大学建筑系,转而从事文学创作。
  帕慕克的第一部小说《赛夫得特州长和他的儿子们》,出版于1979年,那年他二十七岁。该小说获得《土耳其日报》小说首奖,奥尔罕·凯马尔小说奖也颁给了他。一出手,即受关注,对帕慕克是一种激励。
  1985年,帕慕克出版了历史小说《白色城堡》,引起世界文坛广泛关注。《纽约时报》立刻做出反应,其书评惊呼曰:“一位新星正在东方诞生——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
  20世纪90年代后,帕慕克的作品开始转向社会问题,对民主、人权表态发声,这势必涉及对土耳其当局进行批评,引起当局的不满,发展成为“国家公敌”,以致要动用司法,捆住他的手。
  2003年,他的《我的名字叫红》发表,改变了帕慕克的命运。他已被世界文坛公认是当代优秀的小说家之一,获世界重要文学奖——都柏林文学奖,还获法国文学奖和意大利林札纳·卡佛文学奖。
  后来,帕慕克以自己的文学创作成果,拿奖拿到手软,如欧洲发现奖、美国独立小说奖、德国书业和平奖等。2005年,他的小说《伊斯坦布尔》问世后,即获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因瑞典文学院内部争议不休,竟使诺贝尔文学奖十年以来首次推迟一周才公布获奖者名单。即便此届帕慕克名落孙山,但2006年,他还是实至名归地摘得此奖。
  获奖之后的帕慕克,陷入“死亡之吻”的百慕大,即大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除极少数外,大都再也写不出称得上大师级的作品,真正的文学生命就此与作家割席断袍。对此,库切曾经深有感慨地说:“我吃惊地看到,文学名望会带来如此之多的怪诞副产品。你展现的本来不过是文学写作才能,但人们会突然要求你到处去演讲,去谈你对天下大事的看法。”库切跳出了“死亡之吻”,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佳作连篇。但正值壮年的帕慕克陷进“死亡之吻”,从此再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地位、荣誉同样异化人。2007年,奥尔罕·帕慕克作为该届评委会出席戛纳电影节,满面春风地走在猩红的地毯上,接受人们的欢呼。
  文学世界是公平的,帕慕克凭借其作品,被称为“当代欧洲最核心的三位文学家之一”,但有人将帕慕克与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博尔赫斯等大师相提并论,则有些溢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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