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走过无数次的路,从未到达

◎ 策划:《新周刊》编辑­部 撰稿:蒋方舟

 

“即使是走过无数次的路,也能走到从未踏足过的地方,正是走过无数次的路,才会景色变幻万千,这样还不够吗?”

 

  2008年,日本导演押井守拍了一部动画片,叫做《空中杀手》。

  故事讲述的是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为了让人们了解和畏惧真正的恐惧,发明了用于观赏的表演性战争。驾驭着战斗机参与空中作战的是一群特殊的战士。他们叫做“Children”,是一群“永恒之子”,肉身永远停留在少男少女的阶段,心智却因为不断的成长而变得万分疲惫;他们吃喝嫖赌昏天黑地,唯一的结局,就是在战争的对决中死去。然后,新的克隆少年出现。

  永恒之子的命运不断Ñ­环。他们并非被圈养的傀儡,却始终无法成年。

  就动»­片而言,《空中杀手》的题材未免过于沉重。整个»­面笼罩着东欧电影一样缓慢而阴沉的色彩,节奏慢得经­常会有人误以为卡住了,在B站上观看时,不时有弹幕发出“还有人吗?”这种孤独的召唤。

  可当动»­临近结束,主角妄图和这Ñ­环的生命抗争,却依然失败,葬身于天空之时,»­面中只剩下青天之下一只狗,却让人无法抑制地怅惘。

  拍摄这部动»­片时,押井守已经­年近六十岁。他选取这样的故事来拍,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青年人的长辈,有些话,想对下一代说。

  他没有选择拍一个热血的故事,也没有去追忆让人惆怅的青春之美,更没有摆出导师的姿态用隽永的语调教导这一生该如何过才好,而是为青年人摆出一个几乎无解的终极难题,并且残酷地告诉他们:别相信“世界因你而不同”的谎话,趁早放弃梦想吧。

  押井守说:“在现代生存着的我们,衣食富足却不知礼节,身边充斥着各种各样事物和信息。由于基因技术的进步,连永远的生命都可能得到的我们,到底应当在这缓慢度过的一生中如何生存呢?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不是我们大人,而是将在未来生活的年轻人——那些不停地寻找生存的意义,怀着对大人们空虚语言的迷惑,不得不在混乱的未来生存的年轻人。他们就是拥有永远时间的‘永恒之子’。”

  他们就是永恒之子,我们就是永恒之子。

我仿佛卡在一个巨大玻璃瓶的瓶颈之中:既脱离了瓶底封闭的少年时代,也无法向瓶外的成年世界妥协­。

  我身边有一大批和我一样,不愿长大,也无法长大的年轻人。我们既不愿意接受成年世界的规则,也无法心安理得地享受社会对于年轻人的赞誉。

  我今年26岁,跟90后相比,已经­是上一代人。前段时间,我频繁地去大学跟学生交流,发现自己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两代人之间永远隔着一道讥讽的帘子,几乎没有任何经­验能够穿透这层透明的薄纱。大学生们希望从我身上获得成功的经­验,当发现我能说的只是某种古老生活的陈词滥调时,他们难以掩饰失望的眼神。

  我的成长是由书本构成的,小说是第一和唯一的现实,任何与文学准则相悖的生活,在我看来都是琐碎且无意义的。而我所崇敬的对象,也是最书生气的一代。比如等一块布变旧的胡金铨,等一朵云飘来的侯孝贤等。

  忽然有一天,我发现这一代创作者的生活和创作方式,竟然已经­被粗暴地宣布为“失败”和“落伍”,而他们自己也放弃了抵抗。

  去年冬天,我去看一个导演的作品首映。在电影播放之前,导演带着笑嘟囔了一句:“这个时代都这样了。”观众带着同情和理解,笑着附和。随即开始播放电影,一对俊男美女所主演的“充满了时代气息”的电影,迥异于这个导演之前的作品。

  在感觉到文艺的力量式微时,这个导演代表了一种选择:时局太坏,破罐破摔。娱乐至死,至死方休。

  他们迷失得很真诚,而曾经­把他们视为方向的我,是该放弃过往的准则,还是继续匍匐前进?我仿佛卡在一个巨大玻璃瓶的瓶颈之中:既脱离了瓶底封闭的少年时代,也无法向瓶外的成年世界妥Э。

那些不愿意完成转身的年轻人,只能遁身于虚无的正能量之中。

  我坐地铁时经­常看到一幅有趣的场景:地铁墙壁上贴着巨大的广告»­,»­上是反戴棒球帽,手指上旋转着篮球,脚下还踩着一块滑板的年轻人,旁边配以“无极限”之类的宣言。正对着广告»­的,是同样的年纪,疲惫地走在上班或者下班路上的年轻人。

  每到这时,我就会怀疑所谓“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只是商家营造出的幻觉,现实里只有一群厌倦的年轻人。

  仿佛是押井守动»­里的»­面重演:高楼大厦,精密仪器,有条不紊的交通工具,然而行走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疲惫而空洞,千人一面。生活在“过度使用的乌托邦”中的年轻人。生活在“没有末日的末日”中的年轻人。

  押井守的青春在上世纪60年代度过,那是革命青春最激情的时期,左派青年投入各种抗争:反越战、反美帝国主义、反体制等。当时采访过学运领袖的记者川本三郎,后来把他那段时期的经­历写成《我爱过的那个时代》。

  他在书中写道:“那个时代,有死,有无数的败北,但那个时代是无可替代的‘我们的时代’。不是自我中心主义,而是我们主义的时代,任何人都试着为别人设想。把越南被杀的孩子们想成自己的事,对战争试着表达抗议的意志,试图否定被编入体制内的自己。我只想把这件事珍惜地留在记忆中。”

  他爱过的那个时代,是思想能直接转化为行动的时代,是犬儒不再是答案的时代。

  而到了押井守拍摄《空中杀手》的新千年,这个时代早已逝去。

  这和当下何其相似,我们这群生活在繁荣与进步中的青年,被剥夺了改变世界的能力和责任,无法靠个人的力量改变现实。

  我认识一个大学时常写针砭时弊的文章,也想过当“意见领袖”的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了“创业领袖”。他说:“我衡量人的标准就是你赚多少钱。”

  他成功地完成了转身,从抗争规则的“Children”变成了鼓吹规则的成年人。并且,他让自己的转身,成为成功的范本。

  而那些不愿意完成转身的年轻人,只能遁身于虚无的正能量之中,手握彩笔涂那本永远也涂不完的《秘密花园》,消除并不存在的“压力”,以重复动作代替了思考。

  写得越久,就越了解自己,觉得能改变的其实甚少。

  我写作已经­很多年,写得越久,就越发觉得自己像一只鼹鼠,用打洞扒出的土造山;写得越久,就越了解自己,觉得能改变的其实甚少;写得越久,就越容易被自我怀疑所侵蚀。

  而这些年,我听过最励志的“心灵鸡汤”,亦是来自《空中杀手》。主人公在最后一次和成年世界决战前说道:

  “即使是走过无数次的路,也能走到从未踏足过的地方,正是走过无数次的路,才会景色变幻万千,这样还不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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